城市群集聚经济与产业分工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面板数据,对2000—2005年中国13个城市群地级以上的城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集聚经济、成本和市场潜力、产业分工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与以往研究不同,此研究区分了制造业的集聚经济、服务业的集聚经济、外商集聚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等类型,并考察了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群的外商集聚经济、制造业集聚经济等地方化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的增强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信息成本较传统的生产要素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明显;城市产业分工状况也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城市群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当加入产业分工组织变量后,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产业专业化正相关,或与多样性负相关。     

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逐年增加.是什么因素吸引了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就成为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国际投资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对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包括实际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基础性经济因素,以及以对外开放程度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在获得稳定性预期的基础上,更加看重东道国实际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     

泉州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包括泉州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投资方式、来源结构、区域分布、产业分布和行业分布等,探讨泉州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特点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认为泉州市的劳动力成本对泉州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市场容量、地区经济总量等因素对其也有较大影响,但科技进步等因素对其几乎没有影响。同时,提出泉州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是我国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手段。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逐步回归法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开放度、市场规模、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呈正相关,而与服务业劳动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情况无明显的关联性。受服务行业准入限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呈扭曲的负相关。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与区域自主创新互动发展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形成的多元竞争格局,促使其产生非意愿性"技术外溢"和"知识外溢"、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加码研发基础投入等行为,使得区域创新组织从中获取先进技术与知识、前沿的科技管理理念、高级研发人员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全面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而中国区域创新资源丰富、科技承接能力强、知识创新能力凸显、研发人才密集、政策扶持力度大、技术中介服务完善等优势,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节约了大量基础投资,缩减研发成本,加速研发成果的转化,实现其研发全球化战略目标。     

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绩效高低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出口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三个经济指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和水平、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并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成本,以提高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     

外商在华投资现状研究与分析

文章的主题是"外商在华投资"。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首先分析外商在华投资的现状,提出了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分析外商投资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中国经济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后提出解决方法以及如何正确应对这些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土工业企业技术变迁

基于理论模型,考察了FD I在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变迁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总体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与本土工业企业技术进步也正相关,但相对影响则要小得多。研究还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土工业企业自主研发实际上无助于缩小本土工业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甚至强化了我国本土企业研发对外商投资引导的依赖性。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特征,这又成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现状,指出政府政策、区域成本、经济集聚程度和区域开放程度是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从资本形成、出口效应和产业结构变动三个方面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作用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与惠州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惠州市作为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近几年也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文章在惠州市利用外资的现状与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方法及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惠州市1985—2005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市经济增长有巨大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66％。     

营商环境对省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模型研究营商环境对省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作用路径包括激励企业研发创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体而言,东部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不显著。同时,营商环境的优化也能够显著提升省域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低技术行业、中等技术行业不显著。在营商环境的不同细分指标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化都能够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并不显著。因此,政府要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运营成本,提高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     

区位选择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风险因素、政策因素、成本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效应.基于湖北省1988-2009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就影响湖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集聚效应、开放性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环境管制等区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湖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集聚效应和经济发展水平,实行相对严格的环境管制不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国人口多,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近年来我国老龄化人口增加、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受到了挑战,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积极研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1995-2015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偏最小二乘法(PLS),利用SIMCA-P软件研究汇率、劳动成本、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教育支出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情况。PLS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呈正相关,劳动成本、人力资本和教育支出与其呈负相关。     

论影响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及对策建议

广东省在经济基础和人才等方面的独有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广东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文章在回顾国内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三大因素七个变量八大指标分析影响广东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广东省进一步加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需缩小收入差距、发展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和创新引资方式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

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以城市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化水平双门槛效应:当城市化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当城市化水平跨越了第一个门槛值进入中期阶段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会促进碳排放的增加,但是系数在降低且并不显著;当城市化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进入了后期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抑制碳排放上升。因此,各地区应根据城市化水平所处阶段,因地制宜地制定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政策,积极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碳减排的正向效应,以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论后过渡期利用外资政策的选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外商在华投资在进入方式、技术层次、产业层次、地区结构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在入世后过渡期必须研究新的、更加主动和理性的引资策略，抓住机会使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三废排放治理支出作为研究变量,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DF/ADF平稳性检验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变动关系的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的原因,在滞后一期和二期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没有影响,但在滞后三期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与环境规制行为在长期内不存在相近的走势.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投资与环境政策时不应忽视这些特点.     

资本深化与中国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中就已经出现资本密度加速上升的现象。资本过早深化逐渐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分的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经济向效率缺失的方向发展。因此,找出资本深化的原因以便于更好地降低资本增长率,或者消化已经提前增长的资本存量,提高劳动增长率或者就业率,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资本深化和中国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深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中国农、牧、渔业投资有助于缓解资本深化的进程。     

从国际税收变动看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税收减免大潮。国际税收的变动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税收政策，其有效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入世后的新形势下，都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有必要在中短期内进行相应的调节，以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维护国家利益。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系统性结论。基于上游数字服务中间投入和下游制造业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构建国家—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进而对上述问题开展实证分析,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设施与连接、支付体系等领域限制性措施增加的负面效应尤为显著。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具有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即主要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负面冲击;而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也越强。可见,我国应致力于削减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大制造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完善数字产业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