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求通,追寻卓越发展之路——从《教育七章》看大学教育思想

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显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许多大学校长和学者都在探索着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潘云鹤任浙江大学校长11年,他的办学理念与策略推动了浙江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教育七章>一书就是反映其大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该书详尽地阐述了大学精神、大学结构、大学合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区域合作、校园建设等浙江大学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学习到潘云鹤的高等教育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浙江大学甚至中国高水平大学改革与奋斗的历程.     

竺可桢的大学教育思想与治校实践

竺可桢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他的教育思想融合中西教育之长 ,颇具特色。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1 3年中 ,他秉着“求是”精神 ,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和改革大学教育 ,将浙江大学从一所底子薄弱的地方性大学发展为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著名高等学府。学习和探讨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治校实践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议新型大学的教育理念创新——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

以教育理念的确立和创新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世界著名学府分为三大类型:古典大学、现代大学和新型大学。文章通过对新型大学的代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育理念创新的论析,意在说明一旦新的、先进的教育理念成为文化经典,就会极大地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全人教育理念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研究

课程思政是我国当前核心的教育理念之一,其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是我国大思政体系在教育教学上的延续,其特点是在潜移默化中把政治思想教育贯穿于每一门课程,目前这种理念正引导着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融合发展。全人教育理念基于人本主义理论,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自我实现。课程思政与全人教育在理念上具有内在联系,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探讨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构建全人教育理念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可以提高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校的育人质量。构建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应该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增加课程的中国本土内容,在知识传授中融入思政教育;二是发挥教师导向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以多元课程模式实施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四是通过组织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竺可桢的高等教育思想评述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开拓与传播,兢兢业业,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做过大学教师,并担任了浙江大学校长,为浙江大学获得了“东方的剑桥”的美誉。在长达13年的任职期间,他参加并主持了许多学术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并留下了大量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本文主要分析总结了竺可桢在浙大任职期间形成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思想。     

竺可桢的教师灵魂说及其现代价值

竺可桢的教师灵魂说体现的是一种师本位、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生的成长和大学的发展皆依靠教师、名师。这一理念与我国当前大学“官本位”、“行政本位”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竺可桢把浙江大学从一个地方性大学建设成国内名牌大学。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发展与师资队伍建设具有启迪意义和指导价值。     

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于中英大学理念中的历史考辩

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大学理念,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大学理念。二者之区别在于大学是以追求真理的自由教育为基点,还是以职业教育为目的;大学是象牙塔还是服务站,这也是当代大学理念中争论较久的命题。具有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倾向的中国传统大学理念,侧重从事科学研究、传授高深学问;而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英国传统大学理念,则以探索普遍学问、注重人才培养为宗旨。在中英大学理念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大学理念的精髓一直得以继承和延续。     

浙江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加拿大SFU信息管理系统专业（MIS）的对比与探讨

本文以浙江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例,通过与加拿大知名高校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信息管理系统专业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浙江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目前的教育现状,为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及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走向国际化:浙江大学的经验与策略

新浙江大学合并十年以来,浙江大学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目标,在办学理念、教育模式、科研合作、国际交流等方面努力与国际接轨,并取得重要成就。但是,目前浙江大学国际化仍然处于从浅层向深层转换期。浙江大学未来国际化发展面临更大的难题,必须进一步打破制约瓶颈,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好书推荐

高职生就业指导浙江大学出版社主编:梁丽华本书是浙江省高职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编著的“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规划教材”的一本,比较贴近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实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开职业指导,把职业观念和职业内涵的诸多要素逐一阐释,引入了生涯辅导的概念,把职业视为一个贯彻大学全过程教育和自我教育活动。《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中信出版社作者:吴阿仑14岁,他是一个收破烂的汕头穷小子,18岁,他开了第一家国美电器店,35岁,他成为中国首富。一位白手起家的35岁内地首富,一部“中国式沃尔玛”的发展史,一个有关勤奋、铁腕和天…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从竺可桢的人格魅力看浙江大学的崛起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句话在教育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历时13年(1936—1949),在这13年中,竺可桢通过艰苦卓绝地经营学校、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身示范地树立校训、廉洁自律地匡正校风、唯是以从地精研学术,终于把浙江大学从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变成了当时国内四所著名的大学之一(北大、清华、南开、浙大),并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浙江大学之所以在当时能跻身于全国著名大学行列,是因为她拥有竺可桢这样一位好校长。     

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

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年代（1914—1925）,正值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教育界亦在民国初期形成具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场域”。郭秉文凭借学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网络,借助现代报刊传媒,广泛传播新教育理念,组织新式教育社团,大力推行新教育实践,郭秉文一跃成为民国新教育运动活跃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力远非以一校一地所能涵盖得了。同时,他亦是中外教育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实践者,成为中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代言人。他领导塑造的南高东大,成长为二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与北大一道构成了民国早期中国高等教育“双峰对峙”新景象。1925年郭秉文因东南大学的风潮离开国内教育界,标志着民国自由主义新教育时代的终结,然而他培育的南高学风却及于整个现代中国,影响极为深远。     

浙江精神与高校校园精神的培育

地域精神与高校校园精神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在构建和谐新浙江的进程中,浙江精神是培育浙江高校校园精神的总前提;培育浙江高校校园精神是传承和弘扬浙江精神的重要途径;弘扬浙江精神与培育大学精神以及两者的统一对浙江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类经营是大学经营的大爱与现实选择——韩国水原大学、水原科技大学理事长李仁洙博士访谈录

编者按:2006年10月,在临沂大学召开的“大学经营国际论坛”上,韩国水原大学、水原科技大学两所大学的理事长李仁洙博士提出了大学经营要“经营全人类”的理念。会议期间,笔者有幸采访到了李仁洙博士,从企业家与大学经营、大学“人类经营”的价值体系、大学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三个方面进行了交流。下面是此次访谈的简要内容,从中我们可以领略李仁洙博士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进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后对大学经营的忧思与独特见解。他的见解、他的身份既代表了来自韩国高等教育的某种声音,同时也正如他所言“全世界的大学理念应是一样的”。这为我们探讨大学理念、进行比较教育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新的视角。     

大学精神视角下的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精神是校园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当前大学精神的缺失呼唤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浙江工商大学在校园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注重凝炼和培育大学精神,融汇民族文化精神,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求索大学精英品格,实施文化品牌工程,等等,让文化意识植入每一位师生心中,建立了一种适于学生发展的生态环境,推动学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倾家兴学到矢志教育——陈时的教育人生

陈时是私立中华大学的创办者。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在成为民办大学校长先驱与楷模的人生历程中,历经了传统社会的变革和西方文明的洗礼,坚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并不惜倾其所有、托钵化缘,终生从事私立中华大学的教育活动。他倾家兴学的壮举、卓有成效的办学实践和矢志教育的精神至今仍有启迪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型大学“质”“量”的契合——亨利·菲利普·塔潘的百科式大学观

19世纪中期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改革家亨利·菲利普·塔潘,深受德国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观,提出大学应兼具规模与内涵两种性质,塔潘独特的大学观对密歇根大学乃至19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Towards Building Direct Educational Partnership: The Foundation of Shanxi University in 1902

The foundation of Shanxi University i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in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in late Qing China (1842–1912). Both sides made compromises, with the Chinese adapting their ideas of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British agreeing to work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Such a collaboration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of the two founders and their visions for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with one department to teach Chinese learning and the other to teach Western learning, showed that, at a local and personal level, these officials and missionaries opted for direct cooperation, despite the myriad changes and upheavals following the Boxer Movement. In addition, by allowing foreign missionaries into critical roles in a government university, the principle of ti-yong dualism was gradually being adapted. The formation of Shanxi Universit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s of the Sino-Western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roles individuals played in it, but also stimulates reflection on China’s contemporary cross-border partne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新世纪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简述

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起被学术界密切关注,近年来更是成为学术热点。研究者对江南文学与文化的诸多层面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探讨,成果丰硕,不仅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及论文①,更是在江浙沪等地建立了多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研究专业。2010年12月25～26日"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召开、2011年7月22～25日"首届江南文化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当前的"江南学"研究日益呈现出深刻性、专门化及学科交叉性等特征。经过十年来的积淀和发展,江南学研究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侧面、多维度的深入观照,在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