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薛瑄的教育思想

在我国封建社会教育史上,朱熹是孔子之后一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自南宋到清末七百年间占统治地位。在这中间,明初的薛瑄是遵循和弘扬孔孟和朱子学派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律(今万荣)人。其父薛贞,任明代教谕官近四十年,是一位职业教育家。薛瑄从小随父生活读书,,深受其影响。薛瑄     

薛瑄心学简论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的批判总结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理学家薛瑄对心与理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存在"吾心之理"是薛瑄心学的基础与出发点,"身心皆天理"是薛瑄心学的进一步推进与提升,在把握心中之理时,"操心"便成了薛瑄心学的归宿。薛瑄的心学不同于程朱,亦不同于陆王,却可以视为程朱向陆王转变在程朱学者身上的反映。     

《薛瑄全集》序

薛瑄号敬轩,是明代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羲《明儒学案》称其“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事实上在理气学说方面,薛瑄已提出对于程朱观点的修正意见,并非完全“恪守矩矱”了。朱熹虽然也讲“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又说:“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先有是理”;“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行而上     

薛瑄的认识理论与“实学”思想

薛瑄是明代前期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明代号称“以理学开国”,明代前期,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学居于统治地位,薛瑄便是朱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 薛瑄坚持维护程朱“道统”观念,这使他的思想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统派”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的束缚,从而造成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薛瑄绝非仅仅“恪守宋人矩矱或“谨守朱学矩矱”的学者。事实证明,是明代一位颇富独创精神的有     

民国以来薛瑄研究文献综述

薛瑄是明初理学代表人物,但由于黄宗羲《明儒学案》对其未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因此,一直以来,薛瑄研究与其学术地位都是不相称的。民国期间到改革开放之前,相关研究寥寥无几。改革开放之后,才形成一股研究薛瑄的热潮,主要围绕其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展开。21世纪初以来,相关研究日趋细密,在原有研究的路径之外,又出现了对其政治思想及其与东亚文明关系进行研究的新方向。     

段坚理学思想及其传承流变研究

段坚作为明代"理学名臣",长于易学,引洛入陇,提要关学,再续了关陇学术之脉。段坚发扬薛瑄"气理说",恪守天理与人心统一的思想,认为天地之理与人心之理是相通的,若人的天命之性得以复明,则气质之性亦将改变,进而提出"太极之理赋于人,其为性也本善,但气拘于前,物蔽于后,而性之本然晦矣"的观点。同时,段坚坚持正心与复性同步的为政与施教原则,推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无不可变之俗"的理念,教人诚敬修身,涵养心性。先后培养了大量的门人弟子,对中兴关陇理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薛瑄"心性论"的美学思想

薛瑄的"心性论"以"性"、"心"为美的本体、本源,强调性的差异性,心的物质性,提出了"复性"的美育思想,涉猎到美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诸多问题,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美学思想。     

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

薛瑄是明代主要的理学家,其《读书录》在明清两代经过多次刊刻,主要有十一卷、十卷、二十四卷、二十卷、八卷几种形式。并且,《读书录》在明代嘉靖至隆庆间有一刊刻高潮。本文就几种主要版本逐一梳理,考其同异及流变。     

薛瑄决非仅仅“恪守宋人矩(艹矢隻)”的理学家——对黄宗羲一条断语的辨析

薛瑄(1389—1464)是明代前期著名理学家。他和王阳明(守仁)分别代表的学派,构成明代理学思潮两大重要流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这样写道:“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卷五十八)又说:“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之燄,其余千变万化,总出入二者之间,脉络相传,一一可案。”(卷九十四)这大抵是符合实际的。明代号称“以理学开国”,明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朱学占据统治地位,薛瑄便是朱学思想最著     

薛瑄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

薛瑄是我国明代前期朱学思想的主要代表,在理气关系问题上他对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气”的概念有过一个演变的过程。自宋以后,理、气关系问题实际被看作精神与物质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成了每个理学家     

薛瑄思想在河东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薛瑄无疑是河东文化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究竟该怎样评价薛瑄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呢?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从总体上讲,薛瑄思想的出现在河东文化史上具有某种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可以说薛瑄的思想和王通的思想存在很大程度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事实上反映了自隋唐至宋明近千年来河东文化思想发展演变的     

薛瑄哲学与理性主义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理学,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它又是什么样的理性主义?这似乎是当前争论的一个问题。薛瑄作为理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此有何建树,他的思想的基本特点和倾向是什么?透过对薛瑄哲学的一些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哲学与中国理性的某些特征。     

论薛瑄的“居官七要”

对于明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薛瑄的政治观、人生观的探讨,他的“吏治”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薛瑄由年轻中举到晚年告老还乡,虽有坎坷周折,但可谓终身居官。故薛瑄一生的言行一直和吏治分不开。他是言行统一论者:在行的方面,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官吏,忠贞廉介,推诚及民,盖棺论定后,博得了“清官”的美名,名垂史册;在言上,他又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吏治”的言论。这些言论表现的思想,不但     

“此心惟觉性天通”——薛瑄的心性论和复性说(下)

三、“以复性为宗”的心性修养论。 薛瑄赋予性以如此至高无尚和广泛普遍的涵义,这是薛瑄性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归宿。薛瑄的性论,作为其天人合一说的中介环节,是以追求“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续录》卷八)的所谓“圣人之气象”(《录》卷六)为最高理想的,也就是说,是为他的“复性”说制造理论根据的。 薛瑄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在于“天命之性具有圣人之心,率性之道由于圣人之身”(《录》卷六),“是以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意之所为,与天无毫忽之差爽”(《录》卷二)。总之,“圣人之心     

薛瑄与佛教

薛瑄是理学家。理学家是排佛的,他们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命,公开视佛家为异端邪说。但同时又兼蓄了佛家的思想,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理学本身便是儒、佛、道三家合流的产物。薛瑄对待佛家的态度,大体上走的     

薛瑄思想初探

薛瑄是明代前期理学家,黄宗羲说他“悃愊无华,谨守宋人矩矱。”(《明儒学案》卷七)全祖望批评黄宗羲这一结论是出于“门户之见”。(《鲒琦亭集。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守仁)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辞,于王之徒,外示排挤而中存调護”。(卷五十八)黄宗羲轻轻一笔,把薛瑄作了无研究价值的盖棺论定。因之翻阅近代各哲学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到过薛瑄的名字,间或有之,也简单几笔,只作为朱学维护者而已。“明     

读薛文清文集中两篇书信的感想

李贤是明朝中期三杨以后有经济才干政绩显著的名臣。宣德年中,到山西视察旱蝗灾情时,曾亲访薛瑄,质疑请教,对薛瑄的学养,非常佩服,屡次致函薛瑄,备加推尊,认为薛瑄的学术,已达到承担“圣学显晦”的地位,薛瑄对于这一推许,不敢承当。他于宣德九年给李贤的信中,(《文集》卷     

薛瑄的宇宙观、认识论与复性说

在我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中,薛瑄是承前启后者之一。就我国明清两代反对空谈心性倡行务实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来说,薛瑄又处于先导地位。这都与薛瑄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影响减弱及其思想史意义

在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诸多发展机缘，其影响力明显减弱。然而程朱理学影响减弱本身却成为了中晚明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机缘，对于明代中后期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不仅成为明代中后期多元思想产生的诱因，而且也为多元化思潮中各派思想的成长提供了保障，并最终促成此一时段多元思想的全面整合。     

从孟、荀论性说观照薛瑄复性论

薛瑄之学以“复性为宗”(《明史》、《明儒学案》),而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论性之说纷呈,尤以孟、荀论性学说著称,本文意在论证三家论性学说之别,以判定薛瑄在这方面的位置。 一 孟子、荀子论性影响最大,孟主性善,荀主性恶,两相对垒;看似互不相容,其实并不完全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