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还是利用:失败学习模式选择与创新绩效

企业的失败学习行为可分为基于搜寻开发新方法的探索式失败学习和基于改良原有方法的利用式失败学习。然而,企业选择应选择何种失败学习模式,过往研究却鲜有涉及。本研究利用412家创新型企业的数据,在充分考虑组织内外部情境因素的基础上,揭示了两种失败学习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探索式与利用式失败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组织冗余正向调节探索式、利用式失败学习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竞争程度负向调节探索式失败学习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却正向调节利用式失败学习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组织冗余与竞争强度对探索式和利用式失败学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联合调节效应。研究揭示了不同失败学习行为的有效作用边界,并为企业管理者正确对待失败,选择失败学习策略,从而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启示与实践指引。     

组织创新氛围对企业新产品绩效的影响：信任的调节效应

构建关系情境下组织创新氛围影响新产品绩效的模型,并利用247家企业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组织创新氛围(组织理念、主管支持)显著正向影响新产品绩效;探索式、利用式学习在组织创新氛围和新产品绩效间起平行中介作用;企业间信任正向调节利用式学习的中介效应.据此,应该加大对企业内部软环境建设的投入,营造良好组织创新氛围;积极推进组织间合作,增强合作企业间信任;协调开展探索式和利用式学习,动态平衡企业“双元化”.     

创新网络中组织异质性、互动强度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

本文从组织异质性不同维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创新网络中互动强度对组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278家合作创新的企业调查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变量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目标异质性和文化异质性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负向效应,管理自主权异质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不明显。互动频率对目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互动质量对目标异质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管理和实践方面的启示。     

中国企业情境下信任与绩效的Meta分析

采用Meta分析方法,基于88篇独立研究文献和24122个有效观测对象,分析了中国企业情境下信任与绩效关系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①不同层次、类型的信任与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但在强度上有差异,组织间信任对合作类绩效影响更强,组织内信任对关系和创新类绩效影响更强;②两者关系受到情境特征、设计特征、测量特征的调节,其中信任设计、出版、时间特征对组织间信任与绩效关系调节效应不显著,行业和第三方变量特征对个人层次信任与绩效关系调节效应不显著;③未来关注两者关系的复杂环境和动态过程特征,有助于更好理解信任对绩效的影响。     

部门间竞合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发部门与市场部门间关系,包括：合作、竞争及竞合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研发部门与市场部门竞合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政治关联在该过程中的权变机制。研究发现：（1）研发部门与市场部门合作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部门间竞争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的减弱作用;（3）部门间的竞合关系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4）政治关联负向调节合作与竞合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而政治关联在竞争与创新绩效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科研院所创新行为与区域创新绩效间关系研究

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基于区域科研院所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关系,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中科研院所创新行为与区域创新绩效间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的理论假设。通过问卷调查以及改善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科研院所组织外部创新合作和员工创新行为对组织内部创新行为、科技中介合作和企业新产品绩效间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市场绩效在企业新产品绩效和区域创新绩效间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政府行为对科研院所组织外部创新合作、科技中介合作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而对员工的创新行为以及市场绩效存在负向调节影响。     

众创空间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众创空间是支持新创企业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众创空间创业环境是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从创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探讨众创空间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经科技部备案的已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体系的1902家众创空间作为研究样本,采用R语言工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众创空间的平台合作环境、创业培训环境和金融支持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人才绩效和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供给环境对新创企业的资金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入驻团队类型在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其中大企业高管离职创业类型显著正向调节技术供给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的正向影响;科技人员创业类型显著负向调节平台合作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的正向影响;留学归国创业类型显著正向调节创业培训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大学生创业类型显著负向调节金融支持环境对新创企业资金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从新创企业绩效提升、创业团队选择众创空间及众创空间建设方面提供实践指导。     

知识资源与创新绩效——网络知识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以纳米能源领域2001—2018年的专利数据构建知识网络和研发组织间的创新合作网络,检验研发组织的知识资源的两个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网络知识异质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组织的知识组合能力正向影响创新绩效,研发组织的知识多样性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创新网络中的知识异质性负向调节知识组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正向调节知识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     

供应商创新性、网络能力对制造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供应商网络结构的调节作用

从供应商网络视角,研究供应商创新性、网络能力对制造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供应商网络结构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对285个有效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供应商创新性和网络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此外,制造企业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正向调节供应商创新性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网络关系密度负向调节供应商创新性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制造企业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和网络内部差异性正向调节网络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网络关系密度负向调节网络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应商创新性和网络能力对制造企业产品创新都有积极作用,而恰当的供应商网络结构将促进这一作用。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行为对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获取信息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企业决策更加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决策理论"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在大数据背景下,主要研究了组织目标、组织冗余、以往绩效对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并揭示组织危机对上述变量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运用252家具有大数据特征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在大数据环境下,组织目标、组织冗余、以往绩效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组织危机负向调节组织目标、以往绩效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正向调节组织冗余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合作创新中企业间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影响在KIBS企业与组织顾客间的合作创新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依据相互性理论,基于245个KIBS企业合作创新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承诺感知视角嵌入,探讨了KIBS企业承诺感知与组织顾客承诺感知之间的相互性影响,并深入剖析了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中介作用和KIBS企业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合作创新中企业间的承诺感知存在显著的相互性影响;（2）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在其承诺感知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其承诺感知与人际信任交互效应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KIBS企业承诺感知对其专用性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组织顾客承诺感知对KIBS企业承诺感知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合作创新中组织顾客破坏性行为对组织间合作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KIBS企业与组织顾客合作创新项目为对象,从组织顾客的破坏性视角嵌入,通过问卷调查深入剖析投机性行为与不公平行为两种组织顾客破坏性行为对组织间合作的影响并揭示其具体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投机性行为、不公平行为对组织间合作均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组织信任对组织间合作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组织冲突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投机性行为通过降低组织信任、激化组织冲突的部分中介作用进而负向作用于组织间合作;不公平行为通过降低组织信任、激化组织冲突的完全中介作用进而负向作用于组织间合作。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企业协同创新风险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已有研究,构建了“投入-过程-产出”的风险研究框架,总结出6类企业协同创新风险,即创新要素投入风险、道德风险、资源共享风险、组织协同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益分配风险。引入协同效应为中介变量、动态能力为调节变量,运用SEM模型和层次回归分析研究企业协同创新风险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①6类风险均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不同风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别;②协同效应在创新要素投入风险、道德风险、资源共享风险、组织协同风险、利益分配风险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在市场风险与创新绩效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③动态能力显著调节创新要素投入风险、道德风险、资源共享风险、组织协同风险、市场风险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对利益分配风险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     

买方市场势力、市场竞争环境与研发投入——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买方市场势力是客户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企业的创新决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中的610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市场竞争强度和市场动态性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下买方市场势力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买方市场势力对创新研发投入产生的“促进激励效应”越明显;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动态性越高,买方市场势力对创新研发投入产生的“促进激励效应”越显著。     

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数字化——双元创新的视角

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转型中国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数字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创新链数字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元创新行为（探索式与利用式）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且边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非正规竞争与企业寻租会抑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的正向关系。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强化创新数字化最终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本研究为转型中国家审视创新数字化的驱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为企业以及政府推动创新数字化提供管理与政策启示。     

企业创新活动的系统耦合效应研究

企业不同创新活动之间能够有效互动而形成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具有系统性创新提升作用,可称之为企业创新活动的系统耦合效应。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缺少对作用机制的整体揭示与实证检验。本文从整体性结构出发,在理论阐释创新活动系统耦合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中介的多重调节效应模型,并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活动的系统耦合存在整体结构性作用,既能直接提高创新效率,也能通过动态能力间接促进创新效率提高,且高环境不确定性会全面放大创新活动系统耦合效应。本研究深入了对企业创新活动协同关系的分析,增补了相关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高创新效率亦具有启发意义。     

监管的企业嵌入式创新机制——基于自贸试验区双案例演化分析

     传统创新领域的研究中企业、政府和制度环境相对独立。然而,随着中国政府“放、管、服”和基层服务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企业能够以社会网络关系为载体,依托与政府和业务关联企业的强联系和弱联系实现网络性互动,从而改善制度环境,实现创新绩效。在复杂制度环境下打破企业与政府的角色锁定成了创新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自贸试验区海关通关改革案例的演化分析,研究了监管的企业嵌入过程,研究发现：（1）企业可以通过专业性和业务契合嵌入到监管规则的制定和监管的实施过程;（2）监管的企业嵌入式创新机制能够在专业性和治理成本等方面有效提升监管的创新效率;（3）相对监管的智能化创新,监管的企业嵌入式创新更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研究为监管的企业嵌入式创新机制提供了前沿范本,对于中国情景下合作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创新网络构建、演化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近年来,我国芯片产业成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最突出的领域之一。本文基于奏效理论,对龙芯在CPU技术中实现阶段性突破的案例进行研究,探讨了芯片企业如何构建创新网络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问题。研究发现：（1）企业在突破芯片“功能性-可靠性-性能性-兼容性”关键核心技术过程中面临着更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企业外部不确定环境及自身资源存量将影响其网络构建和技术突破的决策逻辑。初期主要基于奏效逻辑进行决策,后期遵循“因果-奏效”间断平衡逻辑进行综合性决策。（2）企业创新网络的构建及演化依次采用 “撬动-带动-联动”机制,整合资源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据此,本文提出一个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中企业创新网络构建及演化的机理模型,推进企业创新网络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研究,并为构建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提供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