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汉藏作家边藏宗教书写之比较

提及西藏,宗教信仰是永远也绕不开的主题。在汉人作家的笔下,西藏的宗教信仰是传奇化、神圣化、精神化的,具有着拯救功能。而在藏人作家的作品中,宗教信仰是灌注到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和生命选择之中的。这就导致汉藏作家边藏宗教书写的不同风貌。     

当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的迁徙书写研究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的迁徙书写是我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独特现象。从历史脉络梳理,西南地区现居少数民族中一半以上曾有过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迁徙记忆成为其确认群体身份的重要标志;从当下发展来看,西南地区城乡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少数民族作家们作为当代城市人口迁移浪潮中的一员,由此形成新的迁徙记忆。两次不同的迁徙记忆构筑了精神原乡、现实故乡和城市新乡三个迥异的文化空间,并直接推动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发展趋势。     

百年贵州作家的民族书写

以乡土叙事连接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是百年贵州作家的不贰选择。“五四”时期蹇先艾的小说有一种内蕴的“民族志”视野,抗战时期则是对民族民间歌谣的重新发现;“十七年”时期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贵州作家的民族书写则出现了新的模式以及对这种模式的突破和改写。目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第四代贵州作家,他们对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反思性和后现代性,并伴有新文本的试验,包括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接续。     

宁夏回族作家日常生活书写论析

偏远的地理空间位置与独特的民族文化,使宁夏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对城市化的表现呈现出两种较为经典的情感结构.一种是通过怀旧式的乡土记忆重构前现代日常生活秩序,另一种则是通过对城市化所带来打上消费文化烙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反思,重构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这两种情感结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人的本真生存状况的某种探索.     

论贵州苗族作家的民族志书写

在贵州高原上土生土长的苗族作家万胜昌、欧阳克俭、李文明、李再春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苗族社会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用富于民族色彩的叙事来探寻根本性的个性文学表述.由于他们的民族志书写以深入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为基础,因而他们的作品自始至终流贯着强烈的民族尊严感、认同感和忧患意识.     

知青作家的书写缺憾及影响

知青作家的书写在人物模式化、人性简单化、情节虚构化、历史扭曲化的过程中成为无法自圆其说的冲突和悖论。广大的知青群体和农民群体成为无言的"他者"。知青作家和农民作家关于知青生活的写作都没有脱离自身社会角色,因而进入了书写误区。社会环境下人们对历史的疏离以及知青作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最终导致知青作家群体的没落。     

大后方作家的重庆大轰炸记忆与书写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了大后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批作家汇聚重庆,重庆地位提升的同时也成为了日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对重庆进行了多次狂轰滥炸,不仅造成了大量物质财富的损失,也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无数创伤。作家们不断地用不同方式书写着这段记忆,通过记忆书写还原着这段历史,战时的体验与记忆因而成为了我们民族宝贵的记忆与珍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英国作家的中国叙事与印度书写

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叙事和印度书写是东西方文化互动的历史产物。英国作家在中国叙事和印度书写方面存在一些深刻的相似之处,也有许多复杂的差异。探索这些相似和差异,对于当今后殖民文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论基诺族作家文学的学校教育书写

学校教育为基诺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也成为基诺族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基诺族作家文学见证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为了解起步阶段的学校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从细微处弥补宏观调查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选择体量小、写实风格的散文和诗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诺族作家对教师的正面书写,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促使基诺族作家将目光聚焦于教师慈爱善良、无私奉献的形象特征;基于此形成了基诺族师生关系的和谐书写。基诺族作家文学作品记录和反映着民族学校教育与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殊关联,是这个民族重要历史进程的再现。     

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

朵拉的爱情小说对男女情爱作了独特的书写与思考:第一,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注重爱情本身的质量和对爱情的经营创新,女性对爱情更有着"飞蛾扑火"般的执着认真的态度,更容易"为情所伤"。其次,朵拉不赞成婚外恋,但对某些婚外恋却采取宽容甚至欣赏的态度,她判断婚外恋的标准主要是看这种婚外恋关系中有没有真正的爱情。第三,朵拉小说表现了现代女性对两性平等、自我人格尊严和自我独立意识的执着追求,并指出女性为追求独立却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男女两性对抗是一个暂不能改变的困境,同时表达了对未来社会中两性平等的向往。朵拉不属于"激进女权主义",而接近于"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和"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     

碰撞与开拓：新世纪陕西作家都市写作研究

当代陕西作家长时间一直忽视都市写作.在对都市生活的叙事中,陕西作家出现了反城市化和反城镇化的倾向,这种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导致作家文化转型陷入了两难的悲剧困境.陕西青年作家的都市写作彰显个体意识与私人化的叙事方式,直面人在精神的苦痛中寻找精神家园的自我救赎,但是存在很大的不足.只有不被固有的都市写作模式所束缚,我们才有可能打破都市写作的困境,毕竟都市写作是一种大势所趋.     

对新世纪乡村书写的回望与忧思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新世纪的乡村书写获得了喜人的超越和突破:它巩固并发展了在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传统地位,摄取扫描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写真,农村新人形象登上文学舞台,农民业余作家迅速崛起.然而,新世纪的乡村书写也存在着若干隐忧,即对苦难的浓重渲染,对欲望的过度宣泄,对生活的浪漫观照.只有消解这些隐忧,新世纪的乡村书写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论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

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兴盛景象,展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突现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憾:关注物欲社会的欲望书写,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关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缺乏对于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注重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叙事,缺乏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探索实验。在文学不断平面化、通俗化的语境中,仍然应该追求文学的深度与典雅,创作出更多内涵厚重、形式新颖的经典之作。     

新世纪以来回族作家小说创作三论

新世纪以来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仅作品数量丰富,作品的质量也得到了认可。进入新世纪,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对底层社会进行了热切的关注,从而塑造了一大批底层人物形象,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对回族小说的研究主要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以及是否具有回族特色几方面展开,理论界的关注对回族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本身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     

跨文化视域下华文作家虹影的女性书写

当代海外华文女作家当中,虹影以其离经叛道的性格和越轨的笔致在中国文坛中落地开花。她以多元化的"世界作者"的身份,从女性的角度来观察和体悟自身,释放女性潜能,突破以往女性身体书写的"私语化"的庸俗窠臼,构建女性的独立话语;同时从人道主义的世界眼光出发,超越了通俗的两性欲望,提出人性终极问题,为当下女性写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鄂温克的作家中乌热尔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小说中大量描写了鄂温克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从性别书写的角度细读他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塑造了森林征服者的男性形象,并用动物来隐喻男性的雄健和勇武．而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淡化的、单薄的。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是以受难者的形象和作为儿童梦幻的形象存在的。     

新世纪恩施长篇小说的本土化书写与符号化想象

21世纪以来,恩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不仅在数量上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质量上也明显提升,部分作品产生了较为重大的社会影响。以反映本土社会历史与文化为任务,以提炼恩施社会历史文化符号为手段,以表达恩施人民的诉求为导向,着力讲述恩施故事、塑造恩施形象、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民族精神,是恩施长篇小说取得长足进步的主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