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科技人才政策量化分析

采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40份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为样本,基于Rothwell和Zegveld政策工具分类方法,结合科技人才发展阶段构建二维分析框架,从政策制定部门及颁布形式、基本政策工具、政策作用场域、两维度交叉4个方面进行文本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体系不断健全,但政策效力和层次性有待提高。政策工具的内部平衡性,政策工具与政策作用场域的适配性,政策间关联的紧密性等仍有提升空间。据此提出以下3条建议：一是统筹政策工具要均衡使用;二是提高政策工具与政策作用场域的适配性和精准度;三是提高政策之间的联动性。     

基于四维分析视角的我国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计量与优化

【目的/意义】科技人才评价是我国科技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有助于 未来科技人才评价政策的制定和相关工作的开展。【方法/过程】以政策文本计量为视角,构建政策工具、政策要素、 政策目标、政策效力四维分析视角,借助 NVivo11 Plus软件,对我国 1978-2020年间 115份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 先进行历时分析和出台部门分析,然后重点围绕四维分析视角进行单维度分析、以政策工具为基点的交叉分析。 【结果/结论】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总体上存在政策工具内部要素不齐全,政策工具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目标设置 与工具选择部分错配,目标导向需更明确;部门合作相对欠缺,政策工具结构失衡等不足。未来科技人才评价政策 文本的优化,可从要素-工具、目标-工具、效力-工具三个匹配维度,完善政策要素比例,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指 导性;纠正目标与工具的错配,完善政策工具的配套;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创新/局限】从多 维度视角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后续可从政策协同角度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进行深入 研究。     

政策工具视角下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量化

上海作为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先行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以31份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为样本进行定量研究,从政策工具和生活垃圾分类活动两个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按照定义分析单元、政策工具编码、频数统计分析等步骤,对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和分析。结果发现：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具有政府重视程度高、多部门合作、注重政府引导等特点,有助于上海在垃圾分类的政策执行中缓解政策执行惰性、减轻部门壁垒、推动社会主体积极参与。②现阶段政策工具的设计与运用还存在不足,一方面,政策工具的结构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短缺,不利于垃圾分类政策的可持续执行,同时其下各类子工具的不合理使用导致政策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活动中政策工具的运用缺少侧重,难以与当下的垃圾分类现实相配套。并据此提出了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注重政策工具在各个阶段合理使用等政策建议。     

政策工具视阈下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创新政策研究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创新政策先行先试区.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定义分析单元和频度,从基本政策工具和竞争力评价两个维度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创新政策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调整政策工具使用频率、优化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增强可操作性等方面提出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意义]探讨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相关政策体系的侧重点与不足,为优化完善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政策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中央政府出台的27份健康医疗大数据政策文本展开研究,以政策工具理论为基础,构建政策工具X维度、政策目标Y维度二维政策分析框架,梳理我国现有的健康医疗大数据政策现状。[结果/结论]政策工具维度,供给面与环境面政策工具应用比例较大,需求面政策工具应用相对较少;政策目标维度,加强数据保障、深化数据应用类政策较多,夯实数据基础及推动数据服务类政策偏少。政府应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注重各个政策目标间政策工具使用的平衡。     

政策工具视角下西部地区高新区科技人才政策研究

文章以西部地区某高新区科技人才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通过总结政策工具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激励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该市发布的人才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从三个层面探索人才政策中人才资金投入、公共服务、策略性措施、政府采购等因素对高新区科技人才引进的影响,并将人才政策文本的分析结果与该市高新区科技人才现状相结合,探索存在的问题并寻找其成因,提出对应的优化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信息安全管理政策量化研究——以2003—2021年政策文本为例

[研究目的]大数据时代衍生的信息安全管理问题,使得完善信息安全管理政策,消除信息安全风险成为首要问题。开展信息安全管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对完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以2003—2021年中央层面信息安全管理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量化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主体要素和外部特征四个维度,对我国信息安全管理政策展开分析。[研究结论]工具维度,偏重基础型政策工具,缺乏有效规制和引导教育;目标维度,注重物理环境与数据安全,忽视网络系统和应用安全;主体维度,多元主体参与不足,技术与监管发展缓慢。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我国信息安全管理政策的相关建议。     

政策组合视角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时间动态性分析

基于政策组合视角,采用多维尺度分析和政策文本量化分析,从时间维度捕捉1996—2020年中央政府层面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过程经历了平稳发展、重点突破、创新完善三个阶段,系统性和协同性不断增强;政策目标始终以加强技术转让与应用推广、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为主,鼓励研究开发方面亟需增强,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非均衡性,环境面政策工具使用过溢,供给面和需求面政策工具应用相对匮乏,许多有效的政策工具未被采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组合的综合性和一致性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均衡性差异较大。     

政策文本视角下湖南省科技人才政策效率评估——基于超效率三阶段DEA模型

利用超效率三阶段DEA方法,从政策文本视角评估湖南省2006-2015年科技人才政策效率。结果发现:经过政策要素投入调整,政策资源配置未到达效率最优状态,政策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科技人才政策效率差异,影响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活动产出;培育政策和激励与保障政策是制约科技人才政策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制定科技人才政策时提升政策措施间的协同性,做好科技人才本土化培养和分类激励,对提高科技人才政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人才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对1978—2020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科技人才是第一科技资源,科技人才政策是推动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对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政策变迁及其动因对于政策体系化建设有积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1978—2020年科技人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等政策文件进行系统搜集与整理,利用对年份的主题聚类和重要事件法对科技人才政策变化阶段进行划分,利用政策计量分析对政策文本主题演化和发文主体协同网络演化进行分析。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1）科技人才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科技人才政策的着力点与各阶段面临的形势和发展需求高度耦合;（2）科技人才政策主体之间越来越注重协同,科技人才政策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同时,我国科技人才政策还存在政策协调和整合能力不足、缺少整体规划框架、政策“碎片化”和联动弱等问题。因此,亟需建立科技人才政策整体规划,进一步促进政策主体间协同,加强政策联动和系统设计。     

基于政策工具和技术创新过程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创新政策评价

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工具和技术创新过程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生物质能源产业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对过去10年(2006—2016年)中国中央政府出台的37份相关政策进行计量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政策制定主体较为集中,多部门联合发文数量相对较少;从政策工具维度看,市场维度政策工具使用相对不足;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政策对于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扶持呈现"U"型趋势,对"示范"这个阶段关注较少。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为今后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政策文本分析——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例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央层面的通用航空产业政策文本为样本,从"政策工具-产业价值链"两个维度,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政策条目进行量化分析,深入剖析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政策中存在的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需求面政策工具缺失、产业价值链阶段政策不平衡等问题,并提出完善和优化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政策的有关对策建议,包括适当降低供给面、环境面政策工具使用,兼顾需求面政策工具带动作用,以及重视政策工具在产业发展的全方位运用方面等,为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量化研究——基于三维框架的文本分析

[目的/意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养老数字化发展推动着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对我国养老数字化相关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探讨现有政策的侧重点和不足，为未来养老数字化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以政策文本计量为视角，从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3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我国2013年1月—2022年3月间国家层面的59份养老政策文本中数字化相关条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结论]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存在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失衡、部分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协同性不强等不足，未来可以从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建立多主体协同机制、强化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协同性等方面进行完善。     

2009—2016: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

搜集2009—2016年间我国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153项政策文本,对这些政策文本的制定主体、政策类型、文本数量进行系统的定量定性分析,并且将政策文本的内容归纳为11个维度,研究分析每个维度的现有政策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在2009—2016年间,我国科技成果政策中最为常用的政策工具是资金投入、人才、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科技中介服务、激励、税收。同时,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有增强的趋势。针对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存在的不足,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科技人才政策影响城市创新的路径研究

城市创新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技人才政策是影响城市创新的重要因素。本文将科技人才政策解构为科技人才政策可操作性、科技人才培养、科技人才流动和引进、科技人才激励、科技人才投入、科技人才管理和服务、科技人才保障、科技创新文化与环境建设、科技人才创业、科技人才评价等十个维度,通过收集27个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的政策文本并予以量化,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研究科技人才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科技人才政策促进城市创新的路径可分为三类：一是双创导向型,注重引导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和改善人才发展社会环境;二是循环驱动型,关注科技人才本身且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反哺科技人才投入;三是规范保障型,强调规范市场秩序和保障人才生活。本文能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科技人才政策,进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广东省科技创新人才开发政策研究

从科技创新人才开发过程的角度,结合创新政策工具、技术生命周期构建三维分析框架,以广东省2008—2016年间出台的96项涉及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文本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东省已颁布的有关科技创新人才开发政策以规范性和约束性政策为主,可操作性政策相对缺乏;重视人才激励、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对人才评价、人才流动和人才保障的关注度不够;重视使用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较少使用需求型政策工具;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开发和商业化的技术生命周期中的分布较为均衡。结合创新政策工具、技术生命周期提出优化科技创新人才开发的建议。     

战略科技人才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分类评价

在回顾战略科技人才内涵与外延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基于我国杰出科技人才的多维度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国家战略科技人才胜任力模型。研究提出，战略科技人才胜任力模型的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素养、核心能力素质、国家民族意识和宏观战略思维4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若干二级指标。根据战略科技人才类属特征区分科学开拓者、科学战略家、产业科学家3个不同群体，并识别他们的共同和差异属性，进一步提出分类评价方法。因此，研究为新形势下的战略科技人才培育提供理论工具与政策支撑。     

智能制造产业政策工具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我国31部国家政策的文本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制造业正朝着智能化、柔性化、集成化的方向转变,智能制造产业应运而生,日益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借助政策工具理论,建立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通过对31份中国国家层面颁布的智能制造产业政策文本的研究,探究我国智能制造产业政策工具的现存问题以提出优化我国智能制造产业政策工具的路径。研究结论如下: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完善政策工具配合机制;促进政策工具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阶段中的合理使用。     

中国大数据政策体系演化研究

在大数据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大数据政策体系，支撑大数据高质量发展变得日益迫切。本文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主题词”二维分析框架，对2000年以来国家层面有关大数据发展的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从大数据政策的演进脉络、政策关系网络、政策主题词演进态势以及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等四个方面探究了大数据政策文本内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数据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到关注产业培育与创新，再到构建大数据政策体系的发展过程。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主题词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大数据政策网络体系，但整体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大数据政策的顶层设计还不健全，现有政策工具中知识产权保护类政策工具和政府采购类政策工具使用较少等，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     

供需视角下的上海科技人才政策评估

基于1978-2020年上海市380份科技人才政策分析结果和276份科技人才问卷结果,以目标-工具-对象为框架,对比政策供给和人才需求两个层面评估上海科技人才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尽管上海科技人才政策频发,政策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人才流动、交流和评价的目标关注不够；需求型工具、信息支持和住房保障政策不足；政策对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青年人才支持不足,过于重视外国人才而忽视本土人才的培养和激励。基于以上供需差异问题,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