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之船山人性论浅释(上)——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

当代新儒家中,牟宗三先生看中船山的历史哲学,认为蕺山是宋明理学的殿军,故牟先生对于船山学总是忽略之;徐复观先生的精神则放在先秦及两汉;相对于此,唐君毅先生对于船山学很能有其相应的理解,故唐先生的船山学值得探讨。唐先生并不强调宋明理学的分系,认为张子与船山为气论一派,而不同程朱陆王。唐先生的船山学,重视船山的天道论与人性论,船山特重人成,故吾人亦谈唐先生对于人道论的阐发。此文中,唐先生并未引船山原文,主要就其心中的船山印象作一发挥,然大致可以看出,主要是以《张子正蒙注》为背景所作的论述。《张子正蒙注》谈变化气质、气质之性,船山亦有文字诠释之,而唐先生能分别出张子与船山所重注之性之不同。依此吾人把唐先生此文作一分析与探讨,以见唐先生所侧重的船山学之面向。     

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价值意义

源于“太虚之气”的“天地之性”是先天的纯善,是人的本性所在;而同样源于“太虚之气”的“气质之性”则昏明晦暗,含有恶的成分,会蒙蔽先天的善。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指向,人们通过“善反”使“气质之性”归于“天地之性”,并不断追求最高的人生修养境界,使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浅析朱熹的人性论思想

人性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而为之人所特有的属性,是一切人所普遍具有的共同属性的总和。它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理学的人性论是作为本体论的推演或论证而存在于各个哲学家思想之中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仍然纠缠于性善、性恶的纷争之中,实际上则已突破了这些传统的伦理命题,已经从更深的角度来探讨人性。朱熹的人性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他通过对人性的二分,讨论性与情、性与心的关系,完整地提出了他的人性论思想。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来集中阐释和分析朱熹的人性论思想的。     

二程人性论的道家思想渊源

二程人性论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建构,并非原始儒学的自然延伸,而是受到了当时的道教学者陈景元、张伯端老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老学为二程理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颜元《存性编》人性思想研究

研究人性论必须区分两个层次：其一是人性的内涵和外延,其二是理想的、先验的人性和现实的、经验的人性,这是澄清人性论之争的关键。颜元《存性编》人性论的主旨是为了倡导尧、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孔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之学,并批判程朱的气质性恶论。实际上颜元的人性论和程朱的人性论在旨趣上是一致的,其差异就在于混淆了先验与经验的区别。从理想、应该的角度而言,人总是要向善,且要抑恶扬善;但从现实、事实的角度而言,人总是会作恶,而且极易作恶。所以人性要修养,要约束,要建设,不能放任自流。     

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略论

杨时上承伊洛之传,下启朱熹之闽学。杨时的理学思想相当丰富。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提出了在静中体验未发的修养方法;在格物方面,他强调"反身而诚",穷天下之理;他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理是气的主宰者,且阴阳二气的交互运动产生天地万物;他创造性的阐释了"理一分殊"与体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辨析了"天地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以及后者向前者转化的途径。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为后来理学的成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变化气质”——薛瑄复性说的理论依据

明代理学家薛瑄提倡"复性",理论依据就是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孟子"性善论"和张、程、朱的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理论。他认为本然之性是纯粹至善的理,气质之性是"兼理气言",是与气质相结合的本然之性,是本然之性的现实体现。性本来"善而无恶",由于"气质之拘"才产生了恶。只有通过"变化气质"之功,才能使人最终去除物欲,实现复性。     

改变气质：教育的工夫

天文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太空中的星斗,看不穿人心,盲人能够看穿人心;电子显微镜可以观察到细胞的构成,看不到人性,盲人能看到人性。这是现代社会两类知识——关于自然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与关于人心和人性的道德知识体系——之间的龃龉,也是科学时代人心的沦丧。知识在根本上是人心与人性本身,也是人心与人性的自我运用,不是外在于人心与人性的东西,而是心的本源智慧的外化,又回归到心的本源智慧。作为教育基本内容的知识,使人在人文世界的气质之性,皈依于天地之性,方是教育的最大工夫,亦是人生至乐。     

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曹禺和钱钟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虽然两人分别致力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领域,却都能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主潮,对人性之思进行深刻挖掘。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倾向于表现人性之恶,曹禺则更执着于发掘罪恶人生中的人性之善。本文通过对人性善恶在二人作品中的表现进行阐释,进一步分析两位作家不同人性观形成之因,以此获得对人性的更深理解。     

去恶成性及其内在困境——张载的人性论探析

张载所言之性包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至清、至善,是人性善的来源;气质之性善恶相混,乃恶之发端。气质之恶可变而为善。变化气质,须有立本、学礼、善反等涵养工夫。其人性理论为从根本上阐释道德善恶问题提供了新颖的方法和视角,有力地推进了传统哲学及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但在从天地之性到气质之性,又从气质之性反归天地之性的跨越中,他缺乏有力的逻辑推演,从而使得变化气质反归天地之性在理论上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王船山的军事思想及其对近代湖南历史人物的影响

近代湖南文人从军参战肇始于王船山,到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崛起和湖南党史人物群体的形成而趋于大盛。王船山不仅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抗清农民起义,而且通过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思想,所有这些,对近代湖南投笔从戎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湖南近代人物群体军事思想的提出和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踵息”看船山的精神趣味及思想深度

《庄子.大宗师》言"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船山以踵息、喉息判别天、人,明确成圣、合天之进路。明亡后,船山修齐治平之志不能伸,转而诉诸于内丹功夫,沉静内向彻乎踵。踵息不仅代表了虚静之心的深度,而且其息深深处直接关联着生生之仁之天机,元气亦孕育于极静至虚中。踵息主要有三层含义:与心之沉静密切相关,关联着先天一阳生,将常意识引深至潜意识以至元意识。"《六经》责我开生面",船山在深入吸收内丹思想时,仍然保持坚定的儒家立场,与道家保持适度的紧张。由此透露出船山独特的儒道融合方式,以及作为明代遗民遭遇亡国之痛、饱受外族凌侮时的精神趣味。     

人性善恶片论

黑格尔说性恶论比性善论伟大得多，张岱年先生提出性善论比性恶论更伟大。本认为，人类历史是二律背反中前进的，人性善恶是私有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的两个方面，说性恶论伟大得多或性善论更伟大都有失偏颇，可以说两都是古代思想家力求自觉认识人类自身的伟大尝试。     

也谈堂·克罗德的恶与善

堂·克罗德是雨果浪漫主义代表作《巴黎圣母院》中的主要人物 ,长期以来他被看作是丑恶心灵的代表。实际上 ,这种看法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个人物的灵魂特征。小说原作中大量的情节表明 ,堂·克罗德内心的善与恶是并存的 ,因此对这个人物的心理特征不能简单定性。     

王造时反贪污思想简论

王造时反贪污思想包括 :建立文官制度 ,稳定官员队伍 ,防止制度性腐败 ;健全舆论 ,营造反贪污的良好社会氛围 ;实现民主政治 ,从根本上解决贪污问题。王造时反贪污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工作不无借鉴意义     

论王夫之关于矛盾问题的辩证思想

王夫之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他从“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出发 ,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以及矛盾运动形式多样性的思想 ;在张载“一物两体”思想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思想 ;在继承张载“动非自外”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思想     

王船山罪情论

善恶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认为,人之"性"是善的。那么,人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哲学家认为,"才"是恶的起源(如程颐);有的哲学家认为,"气"是恶的起源(如程颐、朱熹);有的哲学家认为,"物欲"是恶的起源(如朱熹)。对于这些观点,王船山均不同意。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独特见解:"以罪归情"。     

佛教的世间善恶思想

佛教的世间善恶思想非常丰富,有着强烈的现实性特征,以实现现实人生幸福快乐为目的。其具体内容涵括人伦道理、家庭生活、社会价值、禅定修习等方面,呈现出不断拓展和提升的面貌。佛教之所以如此重视世间善恶,其深层的原因,即是基于特定的宗教追求,而力行世间善法;由力行世间善法,而实现特定的宗教追求。这也是佛教的整体特质的需求和体现。     

中国传统善恶观的历史发展

善恶范畴是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 ,中国传统善恶观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认真总结我国古代善恶观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发掘我国传统善恶观的合理内核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     

论太平天国的正邪观

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太平天国领导人反复申论正与邪的问题,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社会诸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宗教观念、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在宗教上,确立皇上帝独一真神权威,信奉、敬拜上帝是正,其他一切不符合上帝教教义的人、事、物皆为妖邪;在政治上,主张“奉天诛妖”、“斩邪留正”,把清政府统治者视为最大的妖邪;在社会理想上,号召人们“修好炼正”,并以严厉手段改造社会恶习,以实行社会的公平乃至天下太平.太平天国的正邪观,反映在宗教上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负面影响;反映在政治上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其荒谬的因素;反映在社会理想上,有其良好的愿望,也有其不近情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