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者的困惑——论契诃夫《樱桃园》的现代意识

契诃夫完成于1903年的剧本《樱桃园》可以视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在戏剧中,作家借助于一个“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的故事,采用打破传统的艺术手段的方式揭示了当历史的脚步总是前行、时代在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时,人类不得不面临许多痛苦,不得不与一些美丽但陈旧的事物告别,不得不去抉择物质和精神在人们生活中所拥有的比重这样一个现代意蕴极其深厚的主题。     

《樱桃园》:时代更迭中的二重奏

契诃夫借助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讲述时代更迭之际两个不同群体的人面对社会变动的态度。柳博芙等人因失去价值观念的整体感显得空虚、无聊,又因懒惰等原因没法适应新环境而成为时代更迭的牺牲品。罗帕辛抓住俄罗斯社会变动的时机扭转命运,从农奴的儿子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是行动、能力的化身,但因没有获得与其物质财富相称的社会身份而展开复仇,成为放纵个人欲望充满贪婪的野心家。契诃夫既清算过去(柳博芙),也批判现状(罗帕辛),其最终目的是以理性的幽默抚慰时代更迭之际带来的价值混乱与精神灼伤。     

论契诃夫的《樱桃园》——契诃夫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建构的喜剧

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研究契诃夫的《樱桃园》,讨论《樱桃园》中悲剧和喜剧因素的融合方式,可以发现它在喜剧创作中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情节、人物和感情净化的构建模式,而以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人物关系看契诃夫“樱桃园”的消亡与再生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绝笔之作和最为经典的戏剧。《樱桃园》中契诃夫对几组人物关系的设置,分别象征了樱桃园从消亡、过渡、新生和发展的过程,从而体现契诃夫在艺术手法上的匠心独运。本文拟通过对《樱桃园》中几组人物关系的分析,探究其与樱桃园消亡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该戏剧所蕴含的对人类的永恒价值。     

半树樱花

每每经过那里,我都仿佛听见斤斤之声,好似斧头砍在我的身上。越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越是感觉浑身不自在,我逃跑似的向着别处去。就在逃跑的那个短暂的过程中,我走得很累很累,四肢乏力,两耳轰鸣。我似乎置身于那个令人伤感的舞台,耳畔响起契诃夫的《樱桃园》最后的台词：传来了一个声音,似乎是来自于遥远的、来自于无极之外的声音,像是琴弦绷断……然后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从樱桃园里响起。     

刘备形象虚伪论析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传统观念认为其是道德信义的化身,其实道德信义的表面掩藏了他性格的真实内核:虚伪。他欺世盗名,实际上是一个大野心家;假仁假义,又惺惺作态;残酷无情,没有半点怜悯之心;贪图享受,不思进取。我们可以从作品分析来见出他虚伪的性格特征。     

从《樱桃园》的喜剧性特征看契诃夫戏剧的民族性

《樱桃园》具有独特的喜剧性特征。它暴露出面对生存困境时人类的焦虑混乱、无计可施和人性的弱点;同时又透出深沉的忧郁：对人类生存的无奈处境的同情和思索,悲喜交融。喜剧中蕴含悲剧内涵这一特征,正是契诃夫戏剧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是对俄罗斯戏剧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其对20世纪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樱桃园》的喜剧性特征看契诃夫戏剧的民族性

《樱桃园》具有独特的喜剧性特征。它暴露出面对生存困境时人类的焦虑混乱、无计可施和人性的弱点;同时又透出深沉的忧郁：对人类生存的无奈处境的同情和思索,悲喜交融。喜剧中蕴含悲剧内涵这一特征,正是契诃夫戏剧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是对俄罗斯戏剧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其对20世纪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焦中卿形象新析

尽管高中语文教材多年来一再改版，但古诗《孔雀东南飞》因是乐府民歌中的精品而一直作为“保留节目”子以保留，诗篇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个艺术形象。但遗憾的是。两者虽然同为悲剧形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受“待遇”却大不相同：专家学者及权威刊物对前者往往赞誉有加。而对后者则指责颇多。比如：《教师教学用书》（人教版高语第三册）说焦仲卿“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拘谨懦弱的个性”，《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语参》2001年8-9期）则说他“软弱”、     

对于你周围的世界 你注定是个缺席者——论契诃夫的《苦恼》

1886年,年仅26岁的契诃夫在他的短篇小说《苦恼》中,展示了俄国当时的黑暗。同时,他用敏锐而忧郁的眼睛,透视出了人类生而孤独的残酷现实,诠释了不仅仅属于20世纪文学的重要主题——人的隔绝和孤独。     

论契诃夫小说中的精神病患者形象

契诃夫在小说中塑造了格罗莫夫、科弗林、奥尔迦等各个不同的精神病患者的典型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更好地揭示出了人们精神疾病产生的根源;同时也证明了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对契诃夫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赵云形象的范型魅力

《三国演义》中赵云渐成人们最喜爱的人物。论文不从概念出发,而通过《三国志》之影响、《三国演义》文本解读和《水浒》武松、《说唐》罗成等古典小说延伸比较的方法来认识赵云形象,力求做到不拔高、不贬低,并以赵云形象为范型指出“武功暗示”是塑造古典小说完美之将的法则之一。     

论鲁迅小说中的悲剧性女性形象

文章通过对《明天》、《祝福》、《离婚》中的三个女性形象的解读，阐述了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整性批判。     

《庄》《易》关系论析

《庄子》之思想与《周易》有关 ,这可从《庄子》论《易》、《庄子》论“命”、《庄子》之文句等方面得到证明。     

论曹操反面形象的生成

曹操是一个历来被争议颇多的人。历史上,他为结束三国纷争,晋统天下做了不朽贡献;但他又毕竟"篡了汉",在成就功业的过程中,其权术的使用令许多人为之不爽,至口诛笔伐。因此,谈论曹操,褒者说其智,贬者说其奸,千百年来,论说难以盖棺定之。文章针对大众对曹操的一般看法,从一些对曹操耳熟能详的评论来展开,结合史书和文学作品,分析其对曹操反面形象的塑造。     

论影视改编中的蔡大嫂形象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在原作基础上的增删、改变、置换、取舍等变化,既是不同媒介间转换的必然要求,又是各种话语力量在文本中潜暗消长的结果。影视剧《死水微澜》中蔡大嫂与文学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差异,既显示了各种话语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又增加艺术审美的多维性。     

再论格列佛形象

国内外对《格列佛游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小说的讽喻性,对小说主人公格列佛形象的研究较少.整部小说是以格列佛的观察来向读者叙述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位主人公在语言、行为和心理方面的不断变化.本文就将在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格列佛的社会身份和伦理身份的一系列变化来深入地研究这个人物.格列佛的形象深受18世纪英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斯威夫特自我思想的部分反映,对当时的英国政治、社会生活做了一系列辛辣的讽刺,格列佛形象的研究因此被赋予了重要意义.     

论严歌苓作品中的寄居者形象

严歌苓的作品多从女性视角出发,描写流散他乡的寄居者形象。本文即从她的三部作品（《扶桑》、《小姨多鹤》和《无出路咖啡馆》）来分析探讨她笔下的寄居者群体。无论是卖笑女、普通家庭主妇,还是小知识分子,她们都背负同样的命运。严歌苓以女性独有的敏感,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在对异域文化碰撞中所产生的错位意识传达中,完成了对东西方关系的自省和审视,证实了东方是可以自我言说的。     

论白孝文形象的悲剧性

白孝文是《白鹿原》中的一个命运大起大落、具有强大生命力、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他从一个众望所归的族长,变成一个被人诟病的阴谋家,这一人生变化渗透着深刻的悲剧性。本论文清晰地展现出白孝文悲剧性的原因,人物命运大起大落背后深刻的传统礼教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通过对人物的深入挖掘,展现人物散发的丰富的强烈的生命魅力,这对《白鹿原》文本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