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歌文化品格三元论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品格 ,其总体构成有三个基本要素 :浓重的祖国情结和沉郁的民族意识 ;厚传统而不薄现代、亲本土而不疏异域的开放性的文化精神 ;“用人民的形式 ,喊出人民的愤怒” ,使“行义”与“文采”充分人民化的艺术内质。     

闻一多诗歌的文化价值取向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追求,其指向在于：浓重的祖国情结和沉郁的民族意识;厚传统而不薄现代、本土而不疏异域的开放性的文化品格;“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人民的愤怒”,使“行义”与“文采”充分人民化的艺术内质。     

卫生政治文化视角下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实践透视

卫生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在卫生领域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国家在卫生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卫生政治文化通过卫生体系文化、卫生过程文化、卫生政策文化三个层次影响卫生政治实践,而三个层次的卫生政治文化又涵盖国家和人民两个维度的各项要素。透视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实践,卫生体系文化是“源”,卫生过程文化是“流”,卫生政策文化是“形”。优化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必须坚持生命优先的公共价值理念,构建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价值导向的抗疫卫生政治体系;强化两维并重的公共责任意识,实现以政府及时回应与人民群众政治素养不断提高为关键环节的“双增互嵌”抗疫卫生政治文化过程效应;营造崇尚公共精神的社会氛围,促进“共建共享”理念有效转化为抗疫卫生政治文化政策。     

芦笙文化的艺术哲学思考

芦笙文化是苗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创造出的一种以芦笙乐器为中心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按照马克思“美的规律”的揭示,芦笙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当代审美价值,寄寓着苗族人民乃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与和谐生活的情感追求。     

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及其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前奏：孙中山先生用“三民主义”思想组建中国国民党,此后有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建国理论、邓小平的“先富后富”、富国健民的思想、江泽民的建设“服务型、学习型政党”的思想以及新时代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自觉走复兴之路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强调具体的“人民性”,而不强调抽象的“人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孙中山时代的“人民性”更多地体现在上层精英;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性”更多地体现在底层民众;邓小平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而江泽民则从政治角度理解“人民性”;胡锦涛的理解则趋于多元化。     

“双忠”信仰与韩愈崇拜——“双忠”庙祀落户潮汕地区的文化阐释

唐代“双忠”张巡、许远二人享祀于非亲非故的僻远的潮汕地区,成为战神和保护神而受到人民的尊崇,形成一种独特的民俗信仰文化。究其因,与韩愈刺潮后而形成的韩愈崇拜密切相关,尊韩文化热孵化出“双忠”崇拜文化,韩愈的崇文兴教,滋润了“双忠”赖以生存的忠义土壤。     

从“闻匈奴中乐”看秦汉时期游牧文化的人文精神

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评价游牧民族时,常常用“贪而好利”、“人面兽心”、“不属为人”等充满歧视和贬低的字眼加以丑化,把他们与“人道”、“人文”相割裂。而与游牧民族密切接触的北方边疆地区的下层人民,却“闻匈奴中乐”,千方百计想进入游牧地区生活。实际上,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比,对游牧文化不能简单地用野蛮和落后来概括。无论从物质生产层面,还是制度和精神层面,游牧文化都充满了人文精神,表现出尊重生命、关怀人生的内涵,这正是中原汉人“亡走北出”的原因所在。     

老子绝非“历史无用论者的祖师爷”

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其传世著述不多,但影响巨大且深远。当前在史学界中,对他“绝圣弃智”的提法持否定态度,认为老子是“历史无用论者的祖师爷”。笔者认为:实际上老子是明确赞成“圣”、“智”与积极肯定历史继承的;他所讲的“绝圣弃智”是对统治阶级主张与没落文化的批判;从中体现出了这位文化先贤思想的人民性。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文化观的理论溯源与当代启示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政治立场的新时代表达,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体系之中作为守恒的价值归置。文章从这一背景出发,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理论中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继而整合百年历程中党关于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总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归纳出“以人民为中心”文化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途上的时代价值。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特色

<正> “天人合一”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悠久的话题,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映射出先哲们的致思特征,谈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涉及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思想。 据现有史料记载,“天人合一”观念最早起源于西周时代。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蒸民》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中含有人民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孟子更进一步地推出“尽心、知性、知天”的性天相通思想。此后,“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断得     

行走在教育文化中

如东县实验中学位于县城黄海西路,与县人民公园隔河相望,现有66个教学班,在校生4000余名,教职工216名。学校坚持“享受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的办学理念,不断拓展“文化立校”的内涵,着力加强学校管理文化、德育文化、课程文化、教师文化建设,逐步形成了以“推行惭,型课堂教学模式”为内核．以“溢香书廊”为标志,以“三校四节”活动。为载体,“知农园”、“学生文化展板”、“南黄海文化展板”、“学生乒乓球馆”交相辉映的学校文化景观。近年来,学校亮点频频闪现;书香校园名闻退迩;名人报告入耳润心;砺志之行好评如潮;市县名师不断涌现;中考成绩高位攀升……”     

侗族花园文化浅论

赶花园是侗族人民传统的习俗节日 ,是他们自由恋爱的方式 ,他们通过对歌 ,“答歌意合而成”来反抗传统的“还娘头”的婚姻形式 ,从而形成了集恋爱文化与娱乐文化为一体的花园文化。通过对花园文化的形成、内容、特征的研究 ,揭示了侗族人民生动活泼的自由恋爱生活 ,从而加深了对侗族人民婚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生命滋养与生活渗透:幼儿园“二十四节气”教育的内核思考

<正>“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顺应自然时序、体现“天人合一”、彰显民族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科学、哲学与文化内涵,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6年1 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将“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着传统优秀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深入开展,     

自然地理环境对我国民间音乐形成及传播的影响

<正>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丰富的音乐文化。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劳动人民,基于自身的理解以及对前人的传承,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音乐。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音乐文化具备较高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传承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深入分析我国民间音乐可以发现,很多民间音乐都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人们通过曲调、歌词及演奏乐器等音乐元素,便可以轻易判断出音乐所属的地域及其流派。在西方,人们也认为民族音乐是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是融合自然环境因素、人文历史因素等而形成的一种“流动”景观。     

民间美术与中学美术教学

民间美术来自民间,它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曾被鲁迅先生称之为“生产者的艺术”。它是相对于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和专业美术而言的,多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者,是为满足劳动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而创造的。中国民间美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沃土,其文化内涵、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审美观,既在造型、图式、色彩、材质等方面体现出了先人独到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也反映出了中国本原文化的哲学思想——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     

儒学与当代政治文明

儒学,已有两千多年发展历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政治文化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对于繁荣优秀思想文化,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增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当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温儒学经邦济世理论,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难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一“民为邦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183;五子之歌》中的名言,可说是儒家治世的基本理念。这是说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人民,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自然稳定安宁。儒学创始人孔子也说过:“民无信不立。”(《论语&;#183;颜渊》)即人民如果对国家失去信任,国家就立不稳。如何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呢?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183;颜渊》)人民衣食充足,保卫国家的兵力充足,人民对国家自然就有信心。执政的官员,人民把他们称作“父母官”。怎么才能成为受人民拥护的“父母官”呢?儒家的主张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礼记&;#183;大学》)这是说执政者应同人民打成一片,关心人民命运,人民喜欢的事就办,人民厌恶的事,绝不要干。这样一来,就能同人民忧乐与共,上下一体。正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183;梁惠...     

“秋冬行刑”制度流变的历史意涵

“秋冬行刑”最早起源于周代,到汉代正式制度化,魏晋至隋唐时期,增设“禁杀日”,最后在明清时期,衍生出“朝审”“秋审”等会审制度。它因“天道天罚”而萌芽,借“农耕文化”而发展,遇“游牧文化”而中断,至现代法治而寿终正寝。其历史轨迹：由周而兴,于秦而亡;顺汉而复兴,至元而中断;接于明,终于清。在秦朝、元朝发生中断,而后迅速被接续起来,历史进程表现得迂回曲折,这说明尽管中国古代法制发展随“游牧民族”入侵而偶有断裂,但都会围绕着“农业社会”这一本质经济形式而做“回归”。“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博弈,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封闭式发展的内在历史动力。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强调指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研究起来，除了其他逻辑关系，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放于“三个代表”之首，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理论探索与经济工作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性潮流的顺应。而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置放其后，同样是对改革实践深刻的理论总结，是对“文化全球化”…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立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指导文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人民性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本理念和新时代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实践。文化建设、发展和繁荣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文化建设依靠人民、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立场的核心要义。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立场,要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证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升文化服务效能,不断增进人民的文化福祉;推进文化领域制度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坚持“以文化人”,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鲁迅对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革命历程,就是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形成、发展并繁荣兴盛的伟大历程。被毛泽东誉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革命文化的贡献看,鲁迅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极大地唤起了民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对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热情讴歌和支持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忧患激发了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的认同和选择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