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学：“百家言”抑或“王官学”

在港台新儒家所提出的“儒家三期说”背景下,李泽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儒家发展四期说”。蒋庆继承了李泽厚对于汉代儒学的评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春秋公羊学”,一方面批评宋明理学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传统,另一方面批判当代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政治儒学”的主张。本文通过分析蒋庆由“公羊学”向“政治儒学”的思想脉络,分析“政治儒学”内涵的“百家言”向“王官学”的转化困境。     

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儒学在其强劲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从心性儒学不断走向政治儒学的明显趋向。面对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现代性政治理论,儒家开始根植传统,立足中国现实,重新建构出儒家新王道论、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民主政治论等系统而多元的政治儒学。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政治儒学之中取长补短,切实增强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活力,那么将不仅可以促进政治儒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可以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国民政治儒学——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后发生了一些转变,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变化最大。因为社会的变动,使得传统的儒家文化不再适合当今的政治理念,国民政治儒学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经成功转型。国民政治儒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是突破了传统儒学政治理念的产物。     

蒋庆政治儒学初探

对蒋庆政治儒学进行了介绍,其中重点比较了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差异、基本特征。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理论的王霸观

伦理政治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模式,王道和霸道是春秋战国时期提出来的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这一王霸观演绎了由分歧、对立最终走向综合的思想历程。这一认识成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先秦儒学蕴涵的自然生态忧患意识及其现实意义

儒学文献是华夏文明初始阶段的文化丰碑，其中蕴涵着对现代人有深刻启示意义的自然观和生态忧患意识。儒家主张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儒学文献中有关渔猎与森林砍伐的政令体现了先民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儒家将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视为治国安邦之方略，把珍爱自然天物作为道德教育之内容。这是原始儒学馈赠给现代人的精神财富。     

儒学世俗化与当代儒学价值的实践展望

儒学固然是生命的学问,但儒学更应是面向民众的学问;儒学固然具有世界的价值,但儒学首先应当实现其在中国本土的价值.我们主张:儒学要谋求现代发展,需要吸取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历程教训,走“世俗儒学”之路,注重发挥其“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真正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价值,树立自己的地位,取得自己的现代形态.当代儒学价值的实践应当更加突出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的双重融合,把个体教化、社会教化和国家治理相融合,探求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这样说,儒学价值在世俗社会中不仅能够与世俗价值相互融合,而且作为传统的儒学还能够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理论的思想性格

原始儒家以天道和人道为价值根据、以人和政治为思想主题、以政教相维为思维模式,构建起迥异于传统文化心性伦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在对人类群体生活的制度性焦虑和个体生命的存在性焦虑话语中,彰显着其伦理政治理论的精神气质和基本性格。     

先秦中国政治伦理的深层思想进路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一个历史悠久、恢宏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先秦时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基本因子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传承数千年,从夏商时代的神主人辅型政治伦理到西周时代的神人并重型政治伦理,再到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主神辅型政治伦理,正好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透过这一精神历程,隐约可见中华民族蹒跚学步阶段其政治伦理发展的内在轨迹。     

先秦儒道生态伦理的相通性

儒、道之整体思想虽然迥然相异，但是根植于自然经济的儒、道在自然环境保护上却是殊途同归，无论是生态环境观，还是生态伦理原则，生态伦理规范等方面皆有相通之处。     

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现代新儒学思潮评析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历经近90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百年来的思想舞台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近年的学术界乃至文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全面了解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演变过程,正确评价其在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得失,确立对待现代新儒学的正确立场,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以伦理代宗教的文明发展模式之巩固--周敦颐对儒学本体论建构的意义

周敦颐通过对<周易>、<中庸>二书中"太极"、"诚"二范畴的熔铸贯通,建构具宇宙生成演化论及形上本体论意味的本体论,以与佛教本体论相抗衡,巩固了自周公以来的以伦理代宗教的文明发展模式.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关系初探

关于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运动面逐步深化的，我们现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在伦理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引发了许多新思路。如何挖掘儒家伦理中的潜能和优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伦理道德重建的一个重要题。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思想核心的诠释学解读

原始儒家在“解释的时代”通过对儒家传统经典思想的改造。建立起以仁礼为其思想核心和以道为核心思想的伦理政治理论,不乏有以古鉴今的积极意义。     

明末道学的困境与儒学世俗化

世俗儒家伦理代表着正统道学能够自力解决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只是在方法上有所改进,并不涉及道学的根本:而儒学世俗化则认为仅仅改变方法是无法应对的,必须对宋明道学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加以根本性的颠覆,从尊重个体存在的角度出发,对正统道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命题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有对原始儒学世俗化的回归倾向,但又不仅仅是回归,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付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儒学世俗化代表着一种从原始儒学内部寻找资源进行的文化转型的一次创造性尝试.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的范导功能及其当代检视

伦理政治是中国古典社会典型的社会政治模式。原始儒家在建构伦理政治理论的同时赋予其以世乱文治与天下归往的社会模式、无讼去刑的政治精神与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典范政治中的君子人格诉求等范导功能。但因其过于强调伦理的核心价值地位,致使伦理政治理论具有道德理想主义性质和泛伦理主义倾向。     

现代儒学的价值重构范式及其精神蕲向

在儒学价值的现代重释中,传统儒学如何关切现实人生成为现代新儒家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回顾近百年来现代儒学的基本创生历程,大致体现为三种不同的儒学价值重构范式:一是从生命生活的角度重构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二是从心性本体的角度阐释儒学的道德形上特质;三是从宗教精神的角度提升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终极关切.从总体来看,三者尽管范式和路向不同,但却表征了现代新儒家们在挖掘儒学的当代人文价值层面共同的精神蕲向,即只有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民族性”、“超越性”和“地方性”价值的人文阐扬,才能凸显现代性背景下传统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独特价值意蕴.     

对儒家思想未来发展的定位思考——评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州

梁漱溟作为早期现代新儒家的领军代表人物，通过三种文化意欲观，既比较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又发掘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内在价值，从而得出了儒学必将复兴的结论。站在整个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立场上，解析了梁漱溟儒学复兴论的思路，主要分析了他这一论断实现的契机和现实的困境。     

儒家的"圣人榜"及其政治伦理目的

在儒家的圣人榜中列为圣人的,除了孔子、孟子之外,都是治国平天下、擅长文治武功、德行高尚的统治者。儒家思想家们给历代统治者开列了一个需要效法的“为政以德”的榜样谱系。儒家所谓的“人治”,与其说是不要“法治”,不如说是强调“圣人之治”,即强调只有具备像儒家“圣人榜”中的统治者那样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具有治理国家的资格。正是由于儒家的德治思想直接将统治者的道德水平与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因而后来之人尤其是今人,才意欲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相提并论。这是德治思想被人们认同为人治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因。对德治思想的诸多误解,问题的源头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