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晚期城市小说看主体性写作的自内解殖

当代城市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到90年代成为叙事文学的主流。其叙事立场发生了从主体性到个人化的改变。城市文学叙事立场的发展变化除了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影响以外,城市文学创作实践文化选择和作家自我意识的改变主导了不同时代＂人与城市＂不一样的想象性关系。     

作为符号、叙事与事件的文学物质性——王十月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与物质诗学

湖北荆州籍作家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有着鲜明的元虚构与魔幻叙事的先锋性,但是此种形式先锋性不是为了凸显叙事的话语游戏,而是为了落实其济世度人的写作旨趣。从物质诗学角度来看,《收脚印的人》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展现了唯物主义的写作立场与现实关怀,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色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更彰显了文学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自己的特定方式改变现实、改造世界的艺术魅力。     

试论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叙事立场的转型

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叙事立场的转型作一阐释,通过梳理发现这一转型大致是从传统乡土叙事转到了现代和后现代意识下的叙事,并出现了叙事的多元化。     

无法躲避的崇高:日常生活的诗学困境

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变,反映了1990年代中国文化状况的复杂性.对日常生活的不同理解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在当代文学叙事中表现为:一方面,力图借助恢复"自我"和"大众"的维度,体现出叙事的精英性和批判性;一方面又努力迎合市场与大众趣味,使这种立足于"自我"的叙事膨胀而为欲望叙事,加快了文学的大众化趋势,这危及到文学的诗性生存.     

"父子"伦理:从消解到建构——王安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子"伦理是"家族"叙事主题一维,它或隐或显地存在于王安忆小说文本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来.王安忆在"日常经验"与"当下生存"的背景下以一种"人本主义"却又不失"现实批判意识"的文化立场和伦理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书写了叛离传统的父子伦理这一主题,完成了从消解到构建的父亲形象塑写.     

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丈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未、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后设·互文·迷宫——论台湾当代小说的叙事模式

自1980年代开始,台湾当代小说叙事所呈现的多样性和探索性成为台湾文学叙事演进的重要显现形态。其中,后设叙事以形成隐喻、诉说虚构的方式来实现叙事本身的自我意识,互文叙事在文本相互指涉的关系中形成了反悖和反思的叙事立场,迷宫叙事以"话语游戏"手法制造了独特的阅读感知和体验。在新叙事学的视阈里进行考察,后设叙事、互文叙事和迷宫叙事已成为台湾当代小说最为重要的三种叙事模式,同时它们所蕴含的个性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台湾当代文学的独特品格和美学追求。     

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书写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在城市焦虑的笼罩之下，小说家对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漠视，导致了城市题材小说普遍性的模式化与符号化。根据90年代小说家对于都市的文化立场，其审美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主型，即以道德批判为核心的背对城市的写作、建立在双重人格或调和主义立场上的灰色的城市表达、丧失独立自我的卷入城市的写作，概念化特征和非常化倾向是90年代小说的都市想象的根本性缺陷。作为城市书写的灵魂的市民话语，有种种文化杂质寄生其中，尤其是暗藏于平民意识中的妥协精神与享乐主义，往往使城市书写的叙事与价值都陷入无所适从的混乱之中。     

文学、历史与“看见”:“诗意的裁判”的可能和限度——论贾平凹《山本》的叙事艺术

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从题材、主题到叙事手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文章通过探讨贾平凹最新长篇《山本》的叙事艺术,揭示了贾平凹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的最新特色,并把贾平凹的这种历史叙事的创新置于中国当代乃至历史上的文学叙事视域中去考量,力求彰显贾平凹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的价值和限度。     

共鸣与突围:论老舍的民族国家意识

从历史上看,抗日救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现代文学的格局,文学叙述中民族国家话语呈现出"宏大叙事"的态势并且在在战斗力和宣传力方面的价值远超文学价值。然而老舍却一直坚持其"平民写作"的风格和立场,在"宏大叙事"与艺术建构这两方面获得了平衡,而这一写作姿态让老舍文本既表露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又显现出优良的艺术品质,在民族国家话语成为主流的年代,老舍在适应主流的同时,又因坚守而实现了自我的突围。     

论1930年代小说中的都市否定意象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几股引人注目的创作潮流: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和自由主义文学.他们的作品或将阶级内涵融入文学之中,以革命的名义大胆地想象"都市文明";或对城市繁华进行隐性思考,把难以言喻的精神绝望转变成了"思乡"情感;或用乡土的视角衡量都市与乡村,试着探寻拯救古老中华民族文化的途径……尽管创作倾向各有不同,但在表达现代都市意象方面,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都市"否定的情感叙事.这一情感叙事就形成了阶级话语中的都市消解、现代叙述里的都市质疑、乡土呼唤下的都市逃亡,其中昭示着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恒定的民族心理以及他们在"现代性"进程中复杂的情感变化.实际上,"都市"意象作为1930年代文学的一个醒目现象,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参照物.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再论成都“大生活”作家的地方文化意识

成都"大生活"作家是全球化语境中的地方文化书写者。他们以蜀文化背景对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崇尚为根基,标举现代都市文学的民间立场和专注于"生活"本身的文学构建方式和品格,使文学审美与地方性文化走向同一;在文学形象塑造方面,着意于主体性格宽容祥和、坚韧倔强和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形象;在文学叙事内容方面,勾勒出城市普通人"大生活"的民间百态况景;在文学的表达方式上,追求语言的地方性、口语化,借助方言以强化地域性形象。     

来自生命的独白：林白小说的个人化叙事和身体写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林白的横空出世,将个人化的叙事融入到女性文学写作中,她特立独行的身体写作颠覆了传统的宏大叙事。她天然的性别立场决定了她的个人化叙事必然要以女性的身份展示女性。她笔下女性的生命体验,感情经历以及来自灵魂的焦虑不安更为真实动人。林白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审视着男权中心社会,以独特的话语模式建构起她的个人化叙事立场。     

文学大众化背后的不同叙事诉求

在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是在理论上探讨过同时在创作实践中也始终存在的事实,但对于什么是大众化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左翼主流作家、三四十年代的海派作家和八九十年代的一大批作家都对平民大众生活表示了关注,其创作都具有明显的大众化倾向,但因理解的角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隐藏在文学大众化表象之后的分别是意识形态启蒙叙事、世俗化日常生活叙事以及个人化叙事等不同叙事诉求.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学叙事成长

文学的想象与文学的叙述存在着一个周期的问题,即存在着一个由发生到成长到鼎盛到衰落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的青春期是1920年代,它的特点是散乱的抒情性叙事;鼎盛期是1930年代,它的特点是趋向整一的故事性叙事;而到了1940年代,它的叙事则呈现出特有的诡异和戏剧性。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叙事演变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史。这样的成长才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也有别于其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并成为具有自身知识系统和独立个性的文学。     

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逻辑起点

1980年代的文学,在四个方面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作了奠基:价值观上,经历了从人道主义大写的人到存在主义小写的人的探索,颠覆了"当代文学"的"政治文学"体系;方法论上,经历了从本质的人到现象的人、从古典思维到现代思维的革命,建立了新的艺术叙事体系;体制论上,经历了从体制的人到市民的人的嬗变,实现了作家队伍的非体制化与文学形象市民人格重建;传播论上,实现了从文学的人与传媒的人的变异,实现了从文学选择到传媒选择,勃起新的文学-传媒体系。在此意义上理解,80年代文学是异于前此"政治文学"的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逻辑起点。     

当下中国文学的“病相”与文化渊源

将当下的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中观照,前者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损:首先是缺少博大、深刻的思辨与思想.19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摆脱了"宏大叙事"以后,就一窝蜂地转入"小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和世俗化写作,而很少有作家从"普世价值"的立场追问人生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其次,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明显有一种"写实化"倾向,将文学等同于个人传记,陷入个人化和私语化之中而不能自拔,显示了想象与虚构的乏力.当下中国文学的这种弊端其实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古典文学几千年来一直以抒情文学为主体,中国文人所擅长的是品味的细腻与表意的含蓄,他们擅长在短小的篇幅中感受大自然的变化与人生各种境遇中的喜怒哀乐,并通过暗示、隐喻、象征,用最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出来.但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缺少像<神曲>、<浮士德>这样深入追问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作品,同时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想象与虚构也一直显得比较拘谨.而"五四"以后,当中西文学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领域中形成一种"竞争"以后,中国作家就处在了一种明显不利的境地.中国作家审美体验的敏锐与细腻得不到充分展现,而思辨与想象的薄弱却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中国文学缺少"大思想"、"大想象"的作品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着直接关系.     

君特·格拉斯的叙事艺术——以"但泽三部曲"为例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代表作"但泽三部曲"创作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格拉斯继承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又不囿于固有的模式,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样化的叙事技巧,使德国的叙事文学在战后的"叙事危机"中呈现出生机.     

知青文学的现象写实主义潮流

知青文学自新时期兴起后形成了"蹉跎岁月"和"青春无悔"的创作模式.199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现象写实主义潮流,超越"青春无悔"的模式,抗拒宏大叙事,还原历史的原生态,并以个人化的方式书写个人存在的真实状态,是1990年代文学潮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