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之中国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反对罪刑擅断的产物,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的基石.但由于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各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本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并就中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对两大法系的借鉴和取舍做了研究和论述.     

略论我国罪刑法定下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其确立为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此走上刑事法治文明的轨道。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包括形式罪刑法定与实质罪刑法定，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表里，才能真正践行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百年变迁研究》出版

彭风莲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百年变迁研究》，今年3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20千字。罪刑法定原则源于西方，其核心价值是保障自由、限制权力。该原则于清朝末年登陆中国。民国时期，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虽有明文，但在特别刑法与司法上却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经历了形意迷失、形意飘忽、形意俱备的过程；在司法上，法律意义上的罪与刑，经历了由领导入定、由执政党定、由法定的历程。[第一段]     

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渊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在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进而使该原则得以长足发展。但两大法系国家对罪刑法定的理解有所不同,这也是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碰撞的结果。文章通过对两大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不同理解的对比分析,主张当今中国应该更加完善罪刑法定原则在程序上的价值。     

从罪刑法定的缘起到现在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刑法实践中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确定为基本原则。我国最终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并将其作为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还存在着不符合甚至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之处,因而认真地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法理蕴涵、调整价值取向,研究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若干探讨

本文以新的视角,对我国新刑法确认的罪刑法定原则,从三个方面作了探讨和论述。作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促进全人类文明、进步、民主的世界性刑法原则,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罪刑法定原则虽由资产阶级所创制,但在我国新刑法中却得到了具体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居核心地位,是其他基本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基于概念的解读和诠释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理论中三大原则之一,以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为己任,顺应了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趋势。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角度切入,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文义的深入考察,探寻其基本内涵及价值定位,并从中引申及对罪刑法定与诸如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酌定量刑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关联问题的探讨。     

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以英美法中“Marital Rape Exemption”的废除为例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获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传统观点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不可克减并具有绝对优越性的"铁则",会导致罪刑法定原则被架空。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表现在一系列"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判例当中。欧洲人权法院在废除婚内强奸除罪事由的判例中,重新划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这种提倡存在边界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做法,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观念基础

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限制是罪刑法定特定的价值内涵，舍此价值内涵就根本谈不上罪刑法定主义。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与价值重型工程，没有价值观念的共识作为基础，这一原则是难以真正贯彻的。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至少应培育下列刑法观念：刑法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的观念；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的观念。     

论沈家本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沈家本将西方的法治思想与原有中学互相融合，确立了具有中国近现代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改良了中国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他的罪刑法定思想以保护人身权利、废除封建专制为宗旨，以反对比附援引、排斥律外科刑、平等适用为思想核心，以罪刑相适应、废除酷刑、明刑弼教为司法主张。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刑法制度起到了理论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现行刑法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核心价值就是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我国刑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刑法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我国是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来达到保障人权这一终极价值,但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以保障人权。[1-2]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体现初论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明文规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求和当然前提,这一要求和前提强调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即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要明确具体。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一,是对刑法规定抽象性和模糊性的非难。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一定体现。但在现有体现方式的基础上,还更需要通过对法官适用法律解释权认同的回归和刑事法解释专业体系的兴立的确立,从而更好地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罪刑法定原则之中国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反对罪刑擅断的产物,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的基石。但由于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各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诉求

作为刑法的古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从一开始出现，人们对它的理解就有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争。形式主义的罪行法定原别因追求法律的尽善尽美而在现实中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神话；实质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因过分批判法律的内容的确定性而形成以司法为中心的畸形的法律制度。有批判地创造性接受这是我们应有的做法。我们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跳出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窠臼，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     

对法条竞合的一个反思性考察——以保险诈骗罪为例

法条竞合是我国刑法学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以保险诈骗罪为例,通过对法条竞合中"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批判性分析,指出法条竞合是对犯罪客体的误读,并认为犯罪客体在认定犯罪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美国妇女选举权实现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美国国会通过第19条宪法修正案后,美国妇女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选举权。但是,美国妇女选举权的获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妇女的“黄金时代”并未到来。她们在选举、就业和工资待遇等方面仍受到严重的歧视,这其中存在很多问题和原因。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