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议程设置角度看资讯类报道

议程设置是大众媒体的一种功能,它对于大众资讯类报道的影响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符合受众期待的议程设置往往能够使报道抓住受众心理.传统的资讯类报道常常给人一种十分严肃的感觉,但随着电视媒体的不断发展和节目形式的创新,资讯类报道的议程设置也有了不同的表现. 本文以央视《新闻联播》、东方卫视《东方新闻》和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三个栏目为例,分析关于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报道的议程表现差异,探究资讯类报道的议程设置特点.     

加强都市类报纸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它关系到社会群体性的向心力或离心力。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媒体责任在身。从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应该充分发挥都市类媒体的作用。都市类媒体面向广大市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深深扎在市民心中,受市民的信赖。但在媒体变革中,都市类媒体的影响力在下降,需要加强都市类媒体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笔者以为：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能力是通过新闻舆论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凝聚社会共识和支配话语的能力。都市类媒体应发挥贴近群众的优势,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建设,从提升引导力、技术创新、改革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健康类媒体社会责任内涵探析——以《健康时报》为例

强调媒体要对社会负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特征,同样是世界各国新闻界的共识.媒体社会责任的内涵就是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导向正确、遵纪守法、正确监督、诚信服务,树立媒体的公众形象,提高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①作为与公众心智健康密切相关的健康类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比普通大众媒体更显重要.健康类媒体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服务、教育、引导工作,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满足公众健康知识需求,践行健康类媒体的社会责任.下面,笔者以《健康时报》为例,梳理、界定我国健康类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涵.     

网上舆论引导中的“议程设置”

作为舆论引导的一个组成部分,“议程设置”在互联网成为大众传播媒体之后变得更加难以把握。我国媒体十分强调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把正确引导舆论作为一项基本的任务和要求。尽管有时不用“议程设置”这个名词,但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也是“议程设置”的组成部分。有了互联网的今天,对大众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不再那么简单,不可测、不可控因素大大增加,这就对通过设     

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主流媒体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较强公信力和议程设置能力、代表了社会主流价值观、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体。本文提出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并对指标体系中的维度和指标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倒置的传导：反向议程设置视角下被遮蔽的舆论沟——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

在公民之声日俱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受到多元意见掣肘,难以在一对多的意见市场上弥合舆论沟。本研究从反向议程设置理论视角出发,以“唐山打人案”为研究案例,通过stata软件将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建模,并设置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公众议程是媒体议程的格兰杰原因,而媒体议程却不是公众议程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赋权之下的公民声音颠覆了过去由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议程设置机制和舆论走向,上一个时间节点的社会舆论往往会成为下一个时间节点的社会议程。在议程传导模式倒置与舆论场分化中凸显融合社会议题与弥合舆论沟的现实需求,主流媒体作为整合与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主体,担负起寻找达成社会合意新渠道的使命。     

医学类学术期刊公共卫生事件的议程设置路径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伴随着紧急性和未知性,面对该类事件公众具有强烈的信息获知需求。大众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解读缺乏专业权威性,学术期刊的社会职责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医学学术期刊发挥媒体议程的基础。医学学术期刊公信力高,具备丰富的医学专业内容资源和客观理性的媒介调性,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体议程设置中能发挥优势。医学学术期刊通过科普传播的路径参与议题设置,以社交媒体矩阵建立、推动媒体间共振是大众传播基础,以医学知识服务和科学专业内容传播定位实现对公众的长效引导。提升学术期刊的大众化传播能力,从而影响社会议题,通过回应社会关切、快速出版等方式实现公众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如何有效履行社会责任

现代媒体虽将满足公众知情权作为第一要务,但同时要承担起搭建交流平台,缓和社会矛盾,传播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大众,传递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本文就如何用发展的、普遍联系的眼光统筹策划报道,充分发挥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以人为本,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等方面,探讨如何将社会责任履行到媒体的日常报道行为中。     

议程设置理论下的电影话语分析

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导向大众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属性和效果,电影话语的建构可以被视为一个对观众进行媒体议程设置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有可能同时包含一级和二级议程设置。通过在电影的母题、类型、叙事和视听语言等方面为特定议题赋予不同的显著性,或是为议题与议题之间建立激活标签从而改变后者的态度可达性,电影创作者可以在电影的话语建构中对观众形成议程设置效果。     

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国家形象——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总理记者会的解读和分析

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政府通过对重大事件的议程设置,引导和建构媒介议程,从而达到塑造政府和国家形象的目的.在现实的政治传播实践中,标榜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西方国家,也无不积极借助于新闻媒体强大的社会传播功能,有目的地设置媒介议程,从而引导本国及国际舆论,借以提升政府和国家形象.本文基于传播学理论,以2010年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温家宝总理与全球媒体记者答问的问题为研究样本,从问题类型、提问媒体分布以及国际媒体的评价等方面进行解读和分析,从而探究政府如何有效地利用公共舆论平台,设置媒介议程,从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     

“闹大”现象与议程设置

近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激化,冲突频发。各类议题摆在政府面前,其中能得到及时解决的仅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在利益严重受损时选择了以"闹大"方式来引起传媒注意,最终进入政策议程。"闹大"现象是底层民众有意识地设置议程的行为,它迫使社会议程从传统的单向流动实现了向双向互动模式的转变,有利于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特别是国有广播电视媒体)作为社会的整合力量,在促进社会沟通和阶层理解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新时期都市类媒体的政治自觉

【摘要】新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都市类媒体被赋予了主流化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保障公民权利、行使舆论监督、整合社会资源、引导公众舆论,都市类媒体有了更大的作为空间。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都市类媒体政治自觉的增强。本文认为,都市类媒体的政治自觉可以通｜=过逐步更新发展理念、重塑社会角色、抢占高端信息、深化传播内容、调整传播视角等路径予以实现。     

法治报道媚俗现象之传播学透析——以“重庆打黑”报道为例

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是社会弊端的监督者,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媒体的法治报道的低俗化、媚俗化现象日益蔓延,这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产生这种媚俗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大众的接受心理、传播理念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有关。本文以＂重庆打黑＂报道为个案,运用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社会责任理论等,对法治报道中的媚俗现象及影响、对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提出了治理法制报道媚俗现象的措施和办法。     

利用多样性正面性特点做好医疗类新闻报道

医患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想要以朝夕之功解决是非常困难的。作为主流媒体,尤其是以视图声音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电视媒体更应该积极作为,要站在疏导群众情绪、引导舆论导向、揭示事情真相的立场上,做好医患关系的报道。而要做好医疗类报道,就要创新传播方式,坚持贴近性、服务性,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努力放大传播效果。     

新型主流媒体视域下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研究——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

在北京冬奥会这一国家盛事中,主流媒体通过一系列报道进行议程设置,吸引大众的视线,并构建起大众对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正向认知网络。其中,人民日报依据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的特性,兼顾亲民话语,制定差异化的议程设置,“量平台裁衣”将议题显著性最大化,并通过增加开幕式当日的发文数量和调动受众情感完成议程设置,使议题受到关注并引发讨论。依托技术革新,人民日报在议题和属性的显著性层面做出了创新之举,彰显出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影响力。     

党报在突发事件中的担当和作为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党报通过权威的信息发布,对沟通政府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引导社会舆论、向国际国内传播正能量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媒体融合发展中,党报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具有其它媒体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党报应有更多的担当和作为。     

公众微信议程设置特点及模式——以“姚贝娜事件”为例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经典命题。但在新的媒体中,传播学的重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微信作为近几年兴起的网络社交自媒体之一,其议程设置与引导不同于大众传播媒体,也不同于微博、QQ等其他网络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本文以姚贝娜事件为例,讨论公众微信议程设置的特点及模式。本文认为,公众微信中议程设置有极端性、魔弹扩散性、斗争性、隐蔽性多点触发的特点。并勾勒了公众微信议程设置模式图。     

基于上下文语义的网络议程设置研究——以红黄蓝事件为例

基于共现分析的网络议程设置研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网络,更加贴近回答李普曼所说的“我们脑海中的图景”,但该方法只能体现议程网络中关键词间的显性关系。本文提出通过基于上下文语义的word2vec模型,测度网络议程设置中关键词隐性关系的研究方法。以“红黄蓝事件”为例,揭示党媒、都市类媒体、商业媒体、知乎意见领袖以及公众的议程网络及其相似度。研究发现,知乎意见领袖对公众议程的影响程度最大,其议程主要是对事件背后因果关系的梳理以及对策建议的提供。在媒体方面,党媒和都市类媒体报道基本一致,且二者对公众的影响均高于商业媒体。本研究是对现有网络议程设置研究的补充,对议程设置的本土化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中博会前期报道与安徽形象塑造——以《新安晚报》为个案

第四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博会）在安徽合肥举行,安徽省各媒体在之前的筹备阶段都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报道。本文以《新安晚报》为个案,对中博会前期筹备阶段的报道进行分析,试图阐述都市类报纸在中博会前期报道中呈现出的媒介议程,借以考察传媒组织在议程设置方面的特点、潜在的社会影响,期望能给都市类媒体在面对重大活动策划时找到一些参考。     

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媒体平台建设研究——以行风热线类广播节目为例

行风热线类广播节目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社会管理有重要意义。目前这类节目还存在节目功能有待深化、参与主体比较单一、形式有待创新等问题。今后应注意从解决群众投诉的具体、个别问题向督促有关部门以点带面、解决同类共性问题转变,从解决表层问题向解决深层次问题推进。在节目议程设置上要找到公众议程、政府议程和媒体议程的契合点,实现双向服务。建立健全单位上线参与、问题督办、考核奖惩等制度机制,同时加强媒体联动,扩大公众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