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化视角下的媒介变迁研究

本文从对话文化角度,梳理媒体变迁过程,探索媒体发展趋势。研究认为,传统咖啡馆带来了对话文化的一时兴盛,而大众传媒的兴起抑制了对话文化,致使商业驱动的、单向传播的媒介形态大行其道。但同时,大众传媒也提升了公众关注新闻事件的热情,为对话文化再次兴盛打下基础。网络传播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大众媒体中对人际互动交流的束缚。"网络咖啡馆"快速兴起,双向互动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回归。     

欧美国家媒体自律制度的发展和革新

自19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国家形成了包括行为守则、道德准则、新闻评议会、外部监察员等多种形式在内的媒体自律制度。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传播技术和市场的发展,欧美媒体自律制度进行了很多革新。其中,引入公共力量进行监督以及实施"有规制的自律"是两个主要方向。这些变化反映的正是当代欧美传媒政策路径的转型方向:强调多主体合作、对话以及责任分摊的"共同规制"模式。     

当今新闻语篇中“对话”的建构——以环球网的国际新闻为例

古今中外,对"对话"做出阐释的"大家"之人多不胜数。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对话",其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每天上演。而在中国社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转型期、信息与媒介"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对话"在传播的世界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被赋予一种时代的特色。此文以当下网络新闻为研究对象,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基础,分析新媒介中"对话"的建构,用对话思想的视角丰富我们对传播的理解。     

公共传播范式下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高校培养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就业难与媒介化社会对传媒人才需求日益上升、用人单位猎寻优秀传媒人才难之间的矛盾.当前社会进入公共传播时代,传播关系由原来的强主体性特征转变为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传播过程中的公共理念与公共精神成为基本的传播伦理要求,传播目标的公共利益取向日益突出.与之相对应,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公共传播范式转向成为必然,高校在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时应转换原来的"新闻传播"范式为"公共传播"范式.     

欧美各国信息传播中的内容规制政策研究

内容规制是信息传播规制政策中的重要内容。新媒体传播时代要求内容规制,美国、欧盟、英国、德国的案例表明,内容规制政策将向共管制度发展,且政府应谨慎介入。由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媒介政策的内容规制的发展具备逐步贴近民意和差异性规制的特征,认为规制应重视与外界沟通,未来向共管方向迈进。     

对话传播的理论探索与现实聚焦

牛津大学教授、当代著名思想家西奥多·泽尔丁在他的《对话》一书曾提到,"21世纪需要一种新的抱负:发展对话(conversation)而不是谈话(talk)。对话会改变人,真正的对话点燃激情,而不只是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和谐社会的建立,良好中国形象的塑造,都需要将"对话"作为利器。人文学科的跨界对话也已成为潮流和趋势,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传播学的发展也注入了新的血液。鉴于此,本文从巴赫金理论出发,探索"对话传播"这一传播学新领域,并对其现实意义进行分析。     

技术迷思与发展传播研究

本文尝试识别并界定一种"技术迷思"的概念来回应当下发展传播研究停滞不前的困境。具体而言,在回顾发展传播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将"技术迷思"视为理解发展背景下媒介角色及作用的研究透镜,通过它检视发展传播知识生产中被强调和被忽略的方向,以发展传播研究不同范式针对"技术迷思"的"对话"来厘清范式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反思技术迷思对发展传播理论的负面影响。     

中国对外传播机构(1949-2020)的历史演变及其未来走向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对外传播机构/组织走过了70余载春秋,历经了由"革命-斗争""对话-交流"与"讲好中国故事"三种理念主导的发展阶段.为此,通过检视中国对外传播机构/组织历史演变,不仅可以管窥中国对外传播机构/组织实践的宏大图景,更能为迎接下一阶段更为复杂的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挑战提供参考和借鉴.     

“汇流五法”:台湾媒体融合规制的探索与启示

适应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媒介融合趋势,台湾参酌先进国家和地区做法,成立通讯传播融合规制机构NCC,持续推动"汇流大法"立法进程。到去年5月,包括"电子通讯传播法"等五部法律在内的"汇流五法"草案公布,建构出通讯传播融合整体规范架构,为实现传媒业、电信业、互联网业的融合规制与产业发展扫清制度障碍。本文结合海峡两岸规制融合的共性问题,梳理分析我国台湾地区传媒法律制度演变轨迹与内在逻辑,希图对同处媒介融合环境的我国大陆推进传媒业法律制度革新有所借鉴价值。     

对话:传播的本质回归

本文通过对传播发展历史进程的理性观照 ,揭示了“传播的本质具有对话的特征”这一道理 ,并深入分析了传播本质的对话特征由肯定到异化 ,再到回归的变化脉络。     

规制视角下5G时代互联网危机治理研究

5G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将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超高清视频 4K/8K等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传播领域从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业务形态、服务模式、产业格局等多方面变革,虽然5G技术给传播界带来"红利",同时对传播规制带来问题与挑战。本文聚焦5G 对传播领域的再塑造,及可能对传播规制带来的挑战,从化"变量"为"增量"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     

自我传播与自我传播的前提

自我传播,又称"内向传播"或者"人内传播",是一切外在传播的基础。人需要通过自我传播构成对自己的看法,形成某种认识,赋予社会感知和行为的连贯性。人在社会互动中关于活动、感受与经验的印象累积即记忆,人的大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都离不开记忆。因而记忆是自我传播的前提。如果丧失记忆,"主我"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客我"失去了正常对话的功能,自我传播也就无法实现。     

日本动漫发展的瓶颈:国策规制与历史观缺失

正对于动漫产业的管理,日本明确作为"国策"将其列入国家操控范畴之内,以政治、经济的双重层面规制了几十年来活力"过剩"的动漫创作。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规制意味着控制,而控制意图越为强烈的时代越是说明其发展动向与国家机器相悖。从历史角度上看,日本动漫产业的瓶颈期也会因此而到来。日本动漫被"规制"的历史与中国动漫相比,日本动漫最主要的传播特征是其所面对群体的广泛性,可令多年龄层的受众群体在其领域中寻得相对应的作品群,不再是单纯面对青少年。现实前提下,日本政     

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2013《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是我国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中华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最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次对话是《现代传播》第十次年度对话,对话人将就"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提升"这一近年来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热点话题,从     

探析中西传播差异彰显华夏传播魅力 ——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境界:中西传播思想的分野与对话》

伴随着世界各地孔子学院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效推进,我国已逐步建成覆盖海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中华文化传播推广体系.中西方传播学思想的交流交融对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新视野的开创大有助益,因此我们应当结合华夏传播学和西方传播学相关理念,通过东西互鉴构建中西传播学对话情境.由谢清果等所著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境界:中西传播思想的分野与对话》一书,在借鉴西方传播学成熟的学科分类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进行具体分析,立足中西传播学新领域从舆论传播、身体传播等方面对华夏文化传播进行探讨,不仅阐明了中西传播学的分野与交融,还展现了华夏文化的独特魅力.     

西方对话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研究

一、传播与对话 传播(communication)的最初含义就是"交流",即一种点对点的信息互动,人际对话曾经是人类交流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浅论电视新闻主持人角色行为的审美特质

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行为依附于新闻传播而存在,主持人要真实客观地报道社会的种种变动,组织符合受众接受需要的新闻信息流。组织消息流的技巧与智慧,就是新闻节目主持这一创造性劳动所产生的审美客体,作为审美主体的观众通过屏幕与之进行着潜在的审美对话。这种审美对话的产生,与电视视听双通道的复合传播特性密不可分,而主持人所带来的传播人格化,更强化了这种审美过程的对话意味。此角色行为中所蕴涵的、能“激起审美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美学特征,颇值得我们来分析和总结。     

集规制和认同于一体的全社会观影——浅谈“样板戏”电影的传播

1966—1976年,这十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特殊时期,"样板戏"电影作为这一时期的特定产物,带有时代的鲜明烙印。"样板戏"电影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传播既是社会制度的安排,又是政治任务的规制下观众解码机制失效的结果;同时,也不能排除民众的观影期待与群体认同。所以,"文革"时期"样板戏"电影的传播是一种集规制和认同于一体的全社会的观影运动。     

英国广告规制中的替代性规制及启示

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媒体规制面临更为复杂的规制环境:传播技术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日益多元,规制目标既需增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又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还需兼顾促进市场繁荣。而规制部门却受到知识与信息不足等制约,不可避免地导致规制的科学性、有效性的问题。在西方的媒体规制实践中,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与共同规制(Co-regulation)等替代性规制形式(Alternative Regulation)1也日益引起     

融媒时代新加坡传媒规制探微

在现代与传统融合、多种族文化融合的社会面貌下,传媒在新加坡构建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新加坡践行"发展新闻"制度,即传媒理应成为政府发展国民经济与维护社会稳定的伙伴,享有"节制的权利和约束的自由".近年来,伴随信息与传播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加坡逐步形成了"轻触式"传媒规制模式,即传媒业在不需要政府直接监管的情况下"自动规制"以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