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乡饮酒礼与乐诗运用略探

周代的乡饮酒礼、乡射礼中演出的乐诗分为“升歌”、“间歌”、“合乐”等三个阶段进行,而且每个阶段的演出形式都不相同,演出的乐诗曲目也不同,但表达的主题都与敬亲忠孝友爱团结有关,非常符合宴会欢乐喜庆的场景氛围。乐诗通过诗意和音乐温馨的情感魅力,表达主人对宾客友好与赞美,强化群臣之间的亲和关系,达到交流感情的目的。     

清代乡饮酒礼简论

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不仅依靠政治、法律,也注重发挥德礼教化的功能。乡饮酒礼作为对民众进行教化的重要方式,源于西周,此后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却继承发展了乡饮酒礼,并对其程序、作用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官员在乡饮酒礼中发挥的作用,明确规定官员在此活动中的职责。乡饮酒礼不仅是一种礼仪活动,也是清政府对民众进行德礼教化、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具有显著的政治法律功能。     

明代建水州乡饮酒礼推行情况探微

礼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长达两千余年。明代,朱元璋极为重视乡饮酒礼的教化作用,洪武一朝制定了完备的乡饮酒礼仪,为此后明代历朝统治者所沿袭。而乡饮酒礼作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明代临安府建水州的贯彻实施与儒学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对明代建水州行乡饮酒礼仪式和乡饮宾的考察,不仅能对乡饮酒礼行教化的社会功能有进一步认识,同时也能从侧面了解乡饮酒礼在明代临安府的推行情况和社会认同程度。     

唐代乡饮酒礼与地方社会

唐代的乡饮酒礼是一种饮酒礼,包含了贡士、正齿位、饮国中贤者等多种涵义,其中以贡士之仪最为重要,成为常典。它一般只在地方上举行,地方官员、士人及其他有名望的人都要出席,仪式的过程凸显出对士人的尊重和礼遇。由于它和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尊贤尚齿功能,地方官员普遍把举行乡饮酒礼作为推行教化、改革风俗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费短缺等问题,乡饮酒礼逐渐不受重视,衰微下去。     

由俗入礼：论周代饮酒礼中的解履

在周代,贵族在饮酒礼彻俎环节之后有脱鞋登堂的行为。《仪礼》中称“说屦”,秦汉以后称“解履”。解履是当时人们在席居生活方式下,对原始生活习俗的保留。日常生活中,弟子侍奉师长时,弟子需要解履于户外,然后方可入室。行饮酒礼时,宾主需要解履登堂燕饮。饮酒礼中,只有特定的人群可以解履登堂燕饮,而等级较低的士阶层和从事服务的厮役则不解履。饮酒礼彻俎之后的解履行为,是将室内的习俗借鉴到礼仪活动中,体现了“由俗入礼”的礼学发展路径。该行为彰显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亲密、团结,并区分出不解履的士及厮役,以此强化了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周代饮酒礼中的解履行为,一方面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区别了不同等级之间的亲疏,反映了“情义兼尽”的礼学思想。     

清代顺天府乡饮酒礼考释

乡饮酒礼是传统中国较为盛行的一种敬老、宾贤礼仪。在统治者看来,"乡饮酒礼敬老遵贤,敦序长幼之节,申明朝廷之法,其有关于礼教甚巨"[1],具有较强的教育、     

宴飨赋诗与“合语”之礼

赋诗言志是周代贵族交往中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它经常发生在宴飨之礼中,是宴飨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宴飨之礼中,赋诗言志在典礼“正歌备”到仪式结束这一过程内的“合语”之礼中进行,或在旅酬时,或在仪式的最后。赋诗之礼有着严格的仪节和威仪要求。     

传统社会的民间组织与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以《泰泉乡礼》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组织在广大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黄佐在其《泰泉乡礼》中对此多有记述。由《泰泉乡礼》,可见传统国家通过编织民间社会在乡村社区建立了多层面而又相互贯通的道德教化网络,藉此,在广大乡村构建起“心悦诚服”的统治秩序。以《泰泉乡礼》为参照,当代新农村建设不应忽视道德教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更须格外关注。     

“人而不仁，如礼何？”——简论孔子与荀子说礼的一个差异

礼是荀子承继孔子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二子对如何推行礼有不同考虑。孔子在治教分离之际以“仁”说礼,将“仁”扩充为礼的精神内核,诉诸人的道德自觉,为恢复传统制度确立内在的道德根据。荀子说礼则强调礼法、君师,试图提供一种弥合治教、重归“治教合一”的方案而使大道遂行。二子说礼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面临不同的政、教环境,因势而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