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

魏晋诗歌创作逐渐走向繁盛,并成为独立文学门类,因此在文论中出现对诗歌创作需凸显其特性的自觉.从"诗赋欲丽"到"缘情"绮靡",显示了对诗歌审美特性认识逐渐走向深刻,并渐渐冲破从先秦至汉代"诗言志"的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和"礼"的规范,从而在中国古典诗论史上产生了强调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情感并行的两种诗学主张,对后世影响甚深."缘情"、"绮摩"对诗歌的要求显现出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自觉提倡.     

诗缘情

正"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对诗歌本体的不同认定。"志"与"情"紧密关联,但侧重点不同。在中国诗论的传统中,"诗言志"先于"诗缘情",这或许与孔子的删诗有关。经他删定的"诗三百"成为"经",它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与伦理期待,突出诗的教化作用。诗根植于"礼",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伦理道德,"言志"说由此应运而生。但实际的诗歌创作和鉴赏中,诗比"情"的亲和性     

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感中心说”探析

中国古代诗论认为,诗歌要表达人们的感情,具有情感性特征;在诗歌创作中,情感是创作的动因,是驱动诗人进行创作的一种动力;在诗歌接受时,读者一方面要深入体悟作品的情感内涵,另一方面,其自身的情感也被激发、感染和调节。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吟咏情性”、“诗缘情而绮靡”、“披文入情”的“情感中心说”是从先秦到晚清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     

“太康之英”陆机：开创个性化抒情新风气——以《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为例

＂太康之英＂陆机在其《文赋》中首次从文学本体角度,提出＂诗缘情＂的创作理念,并且与其理论相对应,冲破儒家传统的＂诗言志＂规范,在诗歌创作上抒发了个人独特的忧生悲情,开创个性化抒情新风气,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浅析诗言志向诗缘情的嬗变

在中国诗论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是"诗言志"和"诗缘情"。"诗言志"是对文学作品本质最早的描述。而后在汉代经学盛行、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觉醒的情况下,诗学之中"诗言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情"和"志"并列的说法。此后"诗缘情"成为中国诗论中一个重要命题,二者的嬗变是有着诗论发生变异的内在必然性的。     

曾国藩“天籁人籁凑泊而成”的诗学思想

曾国藩一生为我们留下诗歌三百多首,他提出＂天籁人籁凑泊而成＂的诗学思想,对前人关于＂天籁＂、＂人籁＂的意义作了拓展,不仅对清代＂性灵派＂诗歌创作有所继承和发展,还为我们诗歌创作总结了一条规律,这一诗学思想在中国诗论思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金圣叹诗歌创作和接收理论的特点及运用

金圣叹继承发展了传统诗论中的“缘情说”,以“诚然”“同然”叠合统一的“共感”作为中介和指归。在更纯粹的美感和心理学层面上,对诗歌创作和接收的过程、规律以及一些重要现象如“灵感”、“移情”等,进行了微观的分析研究,并相应地在批评实践中建立了读者、作品、诗人三者跳脱时空距离的动态逆演链条,从而扬弃了偏重于把诗歌当作孤立、封闭的意象世界而进行整体感知和静态审美的传统方式,而且为“诗缘情”提供了更有科学意义的理论依据。     

“诗言志”“诗缘情”与“温柔敦厚”诗教观关系之探讨

关于诗的本质和作用目的,中国古代向来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两种说法,通常认为＂言志＂是对政治理想的表达,而＂缘情＂则是自然情感的抒发。但在很多时候,＂志＂与＂情＂又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温柔敦厚＂作为儒家文学观的核心思想,无论在思想还是方法上都对文学创作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那么它对＂言志＂与＂缘情＂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发愤著书＂与＂诗缘情而绮靡＂是遵照＂温柔敦厚＂之旨还是对其的突破呢？本文从＂言志＂、＂缘情＂的含义入手,对它们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关系进行探讨。     

《孔子诗论》与《韩诗外传》论诗的学术关联

上博简《孔子诗论》与《韩诗外传》中都有关于情志、性情的论说,本文将《孔子诗论》中有关性情论的部分与《韩诗外传》中对《诗》的讨论加以对照,发现其在学术、思想上有相关之处。二者都将＂情＂置于重要的位置,抒发诗情、人情,大力宣扬情的合理性,重视情的地位、价值。     

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讽谕诗论是他创作讽谕诗的理论指导,内容主要有四：一是诗歌创作要以情为基础,以情感人;二是“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三是诗歌的语言要通俗易懂,诗意显豁;四是原则上,内容与形式要统一,但必要时也可例外。他的诗论是对是对《诗经》精神的贯彻,与元结诗论非常接近。     

再论“诗缘情”与“诗缘志”

"诗缘志"与"诗缘情"的诗论研究由来已经,"诗缘志"自从诗歌的相关文论定义出现的时候就存在,而"诗缘情"则是后来的发展演变出现的。关于二者关系的的界定方面多是认为二者是先后关系,区别巨大,甚至是对立关系。本文主要对两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二者虽不是对立关系,但是也不是可以划等号的两个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论”发展轨迹

"诗缘情"与"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对重要的范畴,魏晋之前文论家评论诗歌以"诗言志"为主,在"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出了"诗缘情"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把诗歌的"美"回归到了文学本身,从曹丕的"诗赋欲丽"与"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发展至革新派萧纲的支持和复古派裴子野的误解,最终在诗论集大成者刘勰这里把"诗缘情"与"诗言志"得到了合理的统一。     

李商隐诗歌的“缘情造物”特征

从传统诗论中的意境谈起,在与杜甫诗的意境创造对比的基础上,举例分析了李商隐诗歌的缘情造物特征及其形成的原由,旨在强调学习此类古典诗歌要以感性去体认。     

朝鲜诗家金昌协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金昌协的诗论在诗歌本质、诗歌创作、诗歌批评标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他主张诗歌是＂性情之发＂＂天机之动＂的产物;作诗不能一味模仿,要创新,创作出属于朝鲜本民族的诗歌,并且以唐诗作为诗歌审美批评的标准。     

诗“言志”、“缘情”理论对后世咏物诗创作的影响——以沈约、谢朓和萧纲为例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两大理论源头,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咏物诗滥觞于齐梁,以沈约、谢脁和萧纲为代表的咏物诗人一反言志派论诗的传统,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是齐梁诗坛的一大创新。     

“志”再议

萌发于《诗经》的"诗言志"作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其含义一直存在争论,或谓言志即载道,或谓言志即缘情。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志"字意义的不同界定。笔者以为,后世根据对《诗经》及"志"之含义的不同阐释,实际上将"诗言志"分成截然相反的载道和缘情两个理论。     

论《原诗》中的“志”与“胸襟”

叶燮在《原诗》中论述诗歌创作时,明确地提出＂以胸襟以为基＂。但是对于＂胸襟＂的涵义,他并未给出清晰的说明。本文从叶燮《原诗》对＂志＂的解释入手,阐述了＂志＂与胸襟的关系,＂志＂与情的关系,实际论及胸襟培养的途径和内涵。继而阐述叶燮对于胸襟的具体运用,即以胸襟为基,建立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发展论,并涉及诗歌批评论。     

论《原诗》中的“志”与“胸襟”

叶燮在《原诗》中论述诗歌创作时,明确地提出＂以胸襟以为基＂。但是对于＂胸襟＂的涵义,他并未给出清晰的说明。本文从叶燮《原诗》对＂志＂的解释入手,阐述了＂志＂与胸襟的关系,＂志＂与情的关系,实际论及胸襟培养的途径和内涵。继而阐述叶燮对于胸襟的具体运用,即以胸襟为基,建立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发展论,并涉及诗歌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