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

张君劢是中国近代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游走于学问与政治之间，是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有一个前后演变钧发展过程，抗战胜利后，他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他所说的民主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统一。本文着重阐述抗战胜利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力求分析出张君劢在抗战胜利后选择的政治路线与时代背景及他的思想来源。     

论张君劢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张君劢七十寿庆之时,弁宗山曾具文论道:“对于民主建国的政治意识,一生信守而不渝,梁任公而外,惟张君劢能之……”。①是言不免过誉。但我们也须承认,张君劢在其一生之中,对其向往的民主政治是孜孜以求的,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亦可谓独树一帜,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一) 1887年,张君劢生于上海嘉定县城。童年入洋学堂时即对政治学理发生兴趣。1906年被派日本留学,旋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膜拜西方民主政治。同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详细介绍议院政治,并追随梁启超等从事立     

张君劢与“科玄论战”的再审视

张君劢(1887—1969年),中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阐扬儒家传统文化,力倡“唯实的唯心主义”和“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鼓吹建立“修正的民主政治”,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就张君劢与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那场“科玄论战”的关系试做再探讨,特别是对论战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张氏的思想矛盾做进一步分析。一、张君劢———“科玄论战”的主角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邀到清华大学对一批即将赴美的留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     

张君劢现代化构建的合作化理念论纲

张君劢的合作化思想贯穿于他全部的现代化构想，是实现他经济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修正的民主政治”、化现代化新儒学的必经道路，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关怀。他的合作主义有地域移植的化默契，是化选择理念与化实用主义的产物。     

张君劢新闻思想研究之我见

张君劢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不断地批评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过去对张君劢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思想、政治领域，事实上他在新闻事业上也很有见地。是个学型的新闻工作。本力图在新闻真实性、言论自由和言论监督、新闻工作应有的战斗精神、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新闻前瞻性意识等方面对张君劢的新闻思想进行再认识。     

移植、修正到回归——张君劢宪政思想的演变

张君劢以其独特的哲学基础提出了自己的宪政观,并终其一生坚守宪政的核心价值,致力于民主宪政的追求,活跃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然而,传统和现代的断裂,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寻求富强和宪政价值的背离,民主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天然紧张关系等等,注定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张君劢艰难抉择于理想和现实之间,沿着学术和政治双向路径,接续古今,融通中外,折中调和,呈现出移植-修正-回归的思想演变轨迹,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成功抑或失败,都为近代百年宪政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0年代张君劢民主政治思想片论

张君劢是一个"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哲学家与政治家,故其政治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和浓重的哲学味道。以其1920年代政治思想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军阀割据";其二,主张"理性政治",反对"武力政治";其三,主张"内的政治",反对"外的政治"。可见,从哲学性质上看,1920年代张君劢的民主政治思想,乃以理想主义为体,而以现实主义为用。     

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流变

社会主义是张君劢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 ,既有着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 ,也用着浓厚的西方特别是德国、英国的哲学背景 ,并且经历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变化过程。他的这一思想 ,有着深刻而合理的成分 ,但由于这一理论自身的矛盾性和中国史境的特殊性 ,最终成为“不可兑现的方案”。     

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

张君劢既是一名自发的民族主义行动者,也是一位自觉的民族主义思想者。在探求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之中,张君劢发现了民族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对之进行了积极的倡扬。除此而外,他还以民族主义为基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等各种思想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和改造,从而构筑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尽管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探索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但其理论体系之中也存有一定的矛盾之处。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的这种复杂面相充分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潮冲击下中华文明的无奈与困窘。     

评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

“修正的民主政治”是张君劢鉴于西欧议会民主制的弊端以及３０年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而精心设计的“第三种”政治方案。张的政治设计力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与权力的平衡问题,同时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以适应民族主义的需要。然而在现有体制内,张的目的不仅无法达到,相反,其偏于一端的权力主义倾向极有可能成为论证现存政权的借口。结果是,民族主义无法实现,民主、自由的价值也必然丧失     

张君劢的政党思想探微

张君劢通过分析古代朋党与近代政党的区别,确立了近代政党观:认为政党是"影响国家政治的团体",是实现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反对一党专政,认为两党制比多党制"稳定得多".他的政党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民主性因素,又包含着严重的局限与不足.     

张君劢对《魏玛宪法》的阐释

"宪法之父"张君劢给予<魏玛宪法>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当时最完美的宪法.张君劢惊叹于<魏玛宪法>之制度架构,当然更触动他的是<魏玛宪法>体现出的政治精神:统一、国家观之中立性、议会政治.     

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

张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是张君劢生平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字,     

张君劢的民主宪政理想及其幻灭

作为＂中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一生致力于实现民主宪政理想。这一理想的思想基础是英国政治学、传统儒家的德治主义和卢梭、费希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混合体,主要内容则是本着权力与自由＂求其相剂于平衡＂的指导原则实现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民主宪政理想最后不免走向了幻灭。     

自由的"社会主义"营地——民国初年张东荪与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差异

民国初年,从政失意的张东荪和张君劢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他们企图将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方案搬入中国,以期实现自由的梦想。而在这个过程中,张东荪和张君劢对于"社会主义"方案的理解则各有千秋。张君劢沿着自由宪政的思路,主张学习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张东荪强调思想自由、借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衣钵,构筑自由路径。虽然俩人在"社会主义"方案的具体设计上意见相左,但都是以自由为核心、反对阶级斗争,同属于"假社会主义"的序列。     

三十年代初,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述评

作者认为1931年秋张君劢鉴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政府无能,为求民族复兴的“一条新路”而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政治上要求实行“修正的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两大主张,其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张君劢教育思想初探

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其教育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他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以德智兼修为教育宗旨,以中西融合为教育方针,并身体力行重建儒家书院,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拟对张君劢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厘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心路历程。     

张君劢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

围绕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理论(包括民主政治理论在内)是否具有泛道德主义倾向,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此语境下,以张君劢个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对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错位、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纠结以及对科学与民主之异化的敏感等方面,以期检视其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及其严重后果。     

从“德法合一”到“J内圣外王”——张君劢“德法合一”论述评

张君劢的“德法合一”思想是儒家之德与西方之法的合一。他特别强调,对于民族建国来说,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一是法律,即形成一个法治的社会;二是道德,即建立一个公共的伦理道德。前者是法的共同体。后者是道德的共同体。他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包含这两方面的民族共同体。要完成民族建国的目标,法治习惯和集体道德都不可或缺,所以,张君劢把法律视为与道德并重的“民族建国之最高原则”之一。但是在德与法的关系上,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德法合一是在德的基础上的德法合一,德比法更根本,“德法相辅而行”,其更深层的意义是“德主法辅而行”。为寻找德与法合一的途径,张君劢最终还是把目光转向了文化。他所论述的文化重建理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但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法治习惯的形成是否可以通过重建民族文化的途径达到,这成为张君劢同时也是整个传统儒学面临的问题。虽然张君劢努力为二者的结合创造条件,他倡导建立新文化来为民主法制的生长培植土壤,并且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改造以适应中国的特殊情况,但其“德法合一”论始终未脱离儒家道德本位,致使这种结合仍停留在道德文化层面,并未落实为政治法律事实。若将“德法合一”论还原为“内圣外王”之道,我们从中仍可看到传统儒学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