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经学教育思想探析

本文指出，程朱经学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内涵包括：罢去词赋文章之学，突出经学教育之宋学时代精神的重要性；“四书”教育；“六经”教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重视“四书”义理之学的教育；经学教育与理学教育相结合。并论述了程朱经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读四书丛说》之管窥

许谦是元代“北山学派”的四书学大家,其代表作为《读四书丛说》八卷。该书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证成和补充,是研究四书学的重要著作。     

理学教育经典"四书"的确立与佛学关系探讨

自宋代以来，“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五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教育经典，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至深，而“四书”这一教育经典体系的出现及其重要地位的获得与佛学有着很大的关系。     

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

饶双峰是朱子后学中最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关注者。针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大学》《中庸》解,王船山集中于与道相关之概念展开批判性诠释,以“忠信即道”反驳双峰“忠信之外有道”;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的道、诚之分批评双峰“诚即道”的诚道合一;剖析知与道、人道与天道、圣德与圣道、鬼神与道之关系,并就戒惧、慎独、敬等修道工夫对双峰说加以辨析。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唐宋间"四书"的升格过程

汉唐儒家以治“六经”为主，宋代儒家却多治“四书”，唐宋间存在着“四书”升格的趋向。中唐时，韩愈创儒学道统之说，以孔孟为正宗。皮日休承其说而复推之。李翱著《复性书》三篇，启后世儒者畅谈心性的旨趣。北宋初年，当政者以实际行动来推广“四书”。北宋中叶，荆公新学虽以《三经新义》为本，但扬《论》、《孟》之意颇浓；张载关学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二程洛学明确将“四书”并行推举。南宋朱熹将“四书”并行出版，意味着“四书”升格运动的最后完成。     

学有所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和理想——为江苏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全面而有效的科研服务

“学有所教”是十七大报告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的高度,对教育发展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新目标和新理想。“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是江苏基于教育发展的实际,以教育现代化来引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满足江苏人民群众“学有所教”的多方面需求的教育发展战略。围绕江苏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与理想,提供有效的科研服务,是江苏教育科研的努力方向和价值追求。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王夫之论“教者之事”和“学者之事”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是明清之际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集大成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位有创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很丰富,很可贵,散见于他的著作《礼记章句》、《四书训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等之中。他把人性论转到教育论的方法问题上来(说性日受日生日成,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习成而性与成之”等)这是教育理论上一大进步。他一生教人“须慎天下之师受”。所谓“师受”包括“教以教人之学”和“学以学夫     

语文课：当为学生的“成长”而教

课堂教学有其价值追求,不同的价值取向,实现不同的培养目标。基于“成长”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其核心是为“学”而教,整个语文学习过程以学生“学”的起点为起点,以学生“学”的状态为状态,以学生“学”的进度为进度,以学生“学”的发展为发展,逐步帮助学生形成与发展良好的语文素养,更好地润泽和促进生命的成长。其运作要旨是,     

论成人教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用推动成人教育学独立发展的进程来追求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已经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焦点问题;而要提升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该文将彰显“成人”特色,追求成为实现成人全面发展的“教育”之学规定为成人教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发展的基本原则内部建设与外部支持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立足自身与加强沟通相结合、放眼现实与反思历史相结合、体系建构与问题研究相结合。     

科举制百年祭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废科举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其后果既可惊又可骇,既可喜又可忧。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清代北京的科举考试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既延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又结束了科举制度。清代北京的科举制度大致和明朝相同,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即对八旗,特别是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尤其关照。在顺天府乡试名额中,人数很少的满族却和人数众多的汉族相等,而且考试要求很低。鉴于顺天府的特殊地位,顺天府乡试第一场试题由皇帝钦定,后两场试题也要经皇帝同意,顺治和乾隆甚至亲自规定顺天府乡试生员取中名额。清朝北京的科举考试虽然培养了一批人才,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僵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诏令的颁布,其被最终废止。     

论晚清科举废止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

科举废止是晚清社会的重大变革,在此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戊戌变法开始后,保守派、维新派、洋务派进行着“枪手博弈”。维新变法失败后,执掌中枢的保守派与民间乡绅维持着“智猪博弈”。晚清新政以后,洋务派重回权力中心,统治集团与八股乡绅进行着“斗鸡博弈”。这一博弈过程反映了晚清科举废止中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理性挟择。     

从科举制论中国文化中的公平观念：以唐代科举制为中心

科举制度影响中国以至东亚社会甚巨,历来论者多矣。本文则重点讨论科举制与社会公平概念的关系。以明清为典范的科举制度的特色是“外部评鉴”、“客观量化”。弥封、八股文都反映了这种制度的原理。这种制度的原理反映了宋以后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及其权力关系。与这种宋以后的科举制度对照的是唐代的科举制度。本文也将着重讨论这个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文章干谒”制度,以探讨另一种公平的原理。本文也说明这种公平的原理与当时的中国古代士族社会的关系。这两种公平制度的对比,或许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日本不接受科举制度,而归因于不同的社会结构。最后,科举作为东亚的重要文化遗产,仍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对于公平概念的认识。     

论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的关系

从唐末到明清,中国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制长期并存,深受科举考试的影响。科举考试使地方官学培养目标与科举选才直接对接,进而在学校科举合流后,又成为促进地方官学发展和普及的基础与力量。特别是地方官学兼有的培养人才和推广教化功能,对促进地方文教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与唐代小说的繁荣

科举制度的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对唐代小说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科举行卷之风导致唐代小说的兴起;科举制度的盛行给唐代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科举制度造成的读书士子人群构成唐代小说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造就的重文尚辞的文化风尚推动了小说的成熟。     

新式教育与社会脱序——以科举制废停前后江西新式学堂为考察中心

1905年废科举前后,各地兴起办学热潮,但新式学堂应该如何办理,其规模和形式如何,各地却各行其是。究其缘由,新式学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社会各界对新式学堂这一新鲜事物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彷徨与无奈。废科举前后所呈现出的社会紊乱状态,说明转型期新式教育的培养方式导致社会结构逐渐脱序。     

论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前后 ,地方督抚权力不断增长 ,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能够左右清廷政局的政治力量。晚清督抚不仅积极倡导新政 ,参与新政决策 ,还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君主立宪制的推行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形成“督抚新政”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威和政治信誉的下降 ,而地方督抚较之中央具有更多易于变通的因素 ,加上因民族危机、统治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激发了督抚自身思想的转化 ,使其对清末新政的领导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唐代制举的形成及其特点

唐代制举是皇帝亲诏临时设置的唯策取士的制度,经历了沿袭传统的问对口试到定型为分科笔试的演变过程,于高宗显庆时完全纳入科举取士体制。《唐会要》有关制举的记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制举年代、科目和登科者三个要素,对于了解唐代制举主要科目的设置情况和考试结果,最为直观可据。唐代制举考试的方式,有别于科举取士的其他考试,突现了选拔非常人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唐代制举既是整个科举取士体制的一部分,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皇帝亲临主考、唯令试策和举选合一,乃是三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试论近代士人知识结构的转换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的敞开,西方文化的东来,士人的知识结构也由是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促使科举考试在内容上作出相应的变更,而这反过来又驱使士人以西学为知识取向,逐渐远离科举考试。近代士人知识结构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科举制度根基,加速科举制度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