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中《福》的女性形象探析

库切在小说《福》中以苏珊·巴顿作为小说的第一叙述者,创造了一个女性叙述者形象,对西方经典《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英雄故事进行了创造性还原。苏珊·巴顿不仅因其女性叙述主体的身份而给男性文本《鲁滨逊漂流记》平添了女性视野和女性话语,而且不同于传统女性,是一个具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独特形象。苏珊·巴顿面对命运作出自由选择,身处荒岛困境不断质疑传统观念,最后从渴望言说到自觉发声,实现了对男权秩序与绝对价值观的跃起反叛。因此,苏珊·巴顿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女性形象和自觉的女性话语者。     

《红楼梦》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超越

《红楼梦》的女性人物形象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比较《红楼梦》与前代的优秀戏曲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红楼梦》里的女子之美与崔莺莺、杜丽娘相当,但个性化和真实性胜之；《红楼梦》里的女子在个性化真实性方面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李瓶儿相当,而在人物美上远胜之。可以说《红楼梦》的女性形象总结了前代优秀作品的优点,而又舍其不足。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和作者曾在实际生活中和女子长期生活在一起,观察体验颇深很有关系。     

对男性话语的再现和回归－评《红楼梦》和《简·爱》

对比《红楼梦》和《简*爱》,可以看出它们非纯女性主义文本的实质前者是体现了男性话语的优势,是对男性话语的再现;后者虽为女性文本,但最终女性意识从自觉走向屈服,实现对男性话语的回归.真正的女性主义文本应以女性真实的体验为前提,避免对男性话语的模仿和回归.     

试谈《红楼梦》中的女性描写

在《红楼梦》所塑造的众多形象中，女性无疑是最被看重的，故有“《红楼梦》既是女性的悲歌，亦乃女性的赞歌”之说。《红楼梦》中女性是复杂的，既可爱、独立，又从众、自卑。在《红楼梦》中，女性是“闺阁良友”，是受喜爱和倾慕的对象。然而，在当时封建礼教及各种清规戒律之下，《红楼梦》中的女性很难摆脱自卑、自抑及从众心理。     

《挪威的森林》中的男性叙述与女性形象

《挪威的森林》是一部男性话语的叙述作品,在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描述中体现了作者的女性观。以往的评论者往往忽视《森林》中男性话语霸权中的女性形象问题,忽略其美好的女性形象代表了男性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而在直子和绿子的选择中所暴露了男性叙述者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论《红楼梦》女性形象塑造的文人化倾向

自文学诞生之日起,女性形象便成为文学表达不可或却的重要题材,《红楼梦》之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性格被推崇的侧面也不尽相同,这是一个不断开拓完善、多元化的文化品格发展过程。但是到了清代,随着文人审美标准的雅致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呈现出雅致化之倾向。《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她们出身于贵族,擅长吟诗作对,对于恋情追求高层次精神上交流,这种文人审美倾向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明显的不同,它是古典文学女性形象生命活力走向式微的先兆。     

《左传》中的女性——男性叙事话语中的沉默者

《左传》叙及的女性人物有一百五六十人,但几乎没有塑造出丰满的形象,《左传》文本中的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属于沉默者。本文着重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左传》男性叙事话语对女性的有意忽略。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困境与突围——电影艺术中女性形象的解读

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展现是电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长期以来,电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作为男权话语的附属身份存在而被搁浅在历史话语的边缘。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逐渐展开,电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展现也在发生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几部电影中不同层次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来探讨传统文化对塑造女性形象的深重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观照电影艺术中女性主体意识的重构与高扬,进而思考如何真正构建一个真实的女性自我形象的艰巨性及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寄居在贾府的两朵玫瑰花——尤三姐与史湘云形象比较

在绚丽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红楼梦》里尤三姐、史湘云这两个有血有肉的脂粉队里的英雄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个性化人物。通过二者的形象比较,我们发现她们具有男子汉气质、积极人生态度、智慧的光芒、悲剧命运四个方面的共性以及主动追求与不放心上、刚烈与英豪、市井女子与深闺才女三个方面的个性,而且在这种共性与个性之中彰显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男性话语之下表现出从众与自卑,男性文化的强势力量使《红楼梦》里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相对性与依附性,在确立过程中呈现出消解的特点。     

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水浒传》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批评尤其关注男性作家创作的经典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重新解读和评价《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揭示《水浒传》中女性形象被"妖魔化"的倾向,典型体现便是作者对"荡妇"与"男人婆"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形象被妖魔化的文化根源是男权中心主义。     

《红楼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英文)

从本质上说,《红楼梦》是一种话语。话语处在一个历时系统之中,历经变迁。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话语变迁,如,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意识形态的进步等。著名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他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话语变迁的三维框架,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在进行话语分析的时候,这三种因素很重要。因此,在论及《红楼梦》是怎样从正统文学的弃儿转变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的时候,就涉及到了话语变迁。社会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对《红楼梦》这部小说也会有新的更深刻的理解。《红楼梦》文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是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完成的。     

《红楼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

从本质上说,《红楼梦》是一种话语。话语处在一个历时系统之中,历经变迁。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话语变迁,如,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意识形态的进步等。著名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他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话语变迁的三维框架,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在进行话语分析的时候,这三种因素很重要。因此,在论及《红楼梦》是怎样从正统文学的弃儿转变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的时候,就涉及到了话语变迁。社会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对《红楼梦》这部小说也会有新的更深刻的理解。《红楼梦》文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是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完成的。     

《红楼梦》胥吏形象论

胥吏在清代社会普遍存在。《红楼梦》描写的胥吏形象多而生动:他们挟持主官、包揽词讼、贪赃枉法。薛蟠致人死亡案中,胥吏的形象更是被作者揭露得淋漓尽致。胥吏形象的刻画,对《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具有明显的铺垫作用,同时,胥吏形象的刻画,将爱情掩盖下的《红楼梦》的政治主题、社会主题彰显出来,是《红楼梦》群像刻画的成功体现。     

论《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

《三国演义》以金戈铁马、尔虞我诈的男性形象著称,然而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也存在着重要意义。本文从《三国演义》的文本出发,通过分类对比,讨论了这些女性形象的特征,并选出每一类型中的典型代表进行说明。同时归纳出她们在时代背景下的作用和意义。     

18世纪中法文学中的侍女形象比较——以平儿、苏珊娜为例

在《红楼梦》与《费加罗的婚礼》中,曹雪芹与博马舍都不约而同地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侍女角色。本文选取平儿和苏珊娜两位侍女,从她们所处的环境、自身的性格特征和内在的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进而探究中法作品中侍女形象的塑造手法,从中折射出中法女性生存状态和时代思想特征。     

任性的孩子,气喘吁吁的母亲——《洛莉塔》中母女关系、女性身体与俄狄浦斯情结

文章从母女关系、女性形体、俄狄浦斯情结等角度解读《洛莉塔》小说文本,揭示《洛莉塔》中的母女关系以及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形象塑造的控制。     

《蜃楼志》中施小霞形象研究

《蜃楼志》中描写了众多的女性,其中,施小霞的形象比较突出,她既有《红楼梦》中凤姐的泼辣精明,又有《金瓶梅》里吴月娘的大度让夫,她外表姣好,还深谙着装打扮之道;心思细腻,善于察言观色;有勇有谋,具有管理才能;才思敏捷,善于诗词评论。因此,施小霞是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     

现代女性与文化自觉——从女性视角赏析吕启祥论红文章

《红楼梦》中众女儿的形象,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东方女性＂之美的闪光点;同时她们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又深受双重人格的困扰。吕启祥先生的论红文章,特别是《〈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一文,从女性的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出发,深刻解析了《红楼梦》中＂东方女性气质＂的多重文化内涵;提出作为审美主体的红楼女性如何在审美活动与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素质,完善自我的命题;阐述了《红楼梦》一书与现代女性文化形象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应恢复和确立《红楼梦》在世界女性学学术史上的地位。     

冠盖满京华 斯人暗憔悴——《红楼梦影》中的贾宝玉形象探究

《红楼梦影》是清代《红楼梦》诸多续书中少见的由女性作者完成的作品。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此作品中的贾宝玉不及原作形象内涵深刻,但仍有其一定的独特性。《红楼梦影》中的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在于：首先,作为贵族世家成员,此形象在以家族为视角的叙事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被消弱和淡化;其次,作为生命个体,此处的贾宝玉形象展示了家族生活中个体感受被压抑而造成的人生孤独感。贾宝玉形象的地位和作用被消弱和淡化,反映出作者希图恢复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时代性焦虑;贾宝玉个体情感的压抑和孤独,显示了作者对于封建家族中个体生命状态负面性的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