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批判

王安忆的<长恨歌>文学性有余而思想性不足,其作品的灵魂至少有三大遗憾:对人生的不完美的过分描摹陷入了残缺主义;时过去生活的无限缅怀造成一种宿命的怀旧情结;对小市民生活的积极肯定又因为价值的缺席而堕为一种活命哲学.作品给人的不是生命的美丽而是忧伤,不是行动的力量而是原地踏步踏的忍耐,不是死去的壮烈而是活着的悲哀.这篇小说真正令人悲哀之处正在于:它写出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活着的悲哀,但又没有引领读者思考这悲哀之所在!     

都市里的民间形态——王安忆《长恨歌》漫议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富灵性、最具才情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十分自由活泼的形式,创造了一种都市的民间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典型特征就是它的传奇性、亲和性、私人性.写活了一个王琦瑶,也写活了大上海.王琦瑶是这个大都市的精魂.     

骨头里的情与殇——论《可爱的骨头》的叙事艺术

美国作家艾丽斯·西伯德的小说《可爱的骨头》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小说叙述者＂我＂是一位刚刚去世的小女孩,我的灵魂飘浮空中,在天堂与人世的＂中转站＂,仰望天堂美丽风景,俯瞰人世悲欢离合,讲述一个悲惨却又温馨感人的故事。作者通过叙事时间的倒错,＂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对立交叉的第一人称双重叙事和多重身份的＂我＂的独特叙述视角等巧妙等叙事技巧赋予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关于王安忆《长恨歌》的思考

把“流言”为解读《长恨歌》的一扇“门”，通过对王安忆创作过程的疏理及对其创作理念的考察，发现“传奇”才是王安忆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隐藏于“流言”之后的主题。“流言”与“传奇”的相承相悖是《长恨歌》贯穿始终的叙述张力，反映在阅读体验的层面上是作者不自主的叙述视角地变化。与张爱玲的“传奇”相比，王安忆遵守自已的写作理念，“刻意”选择一条别样的路，书写自己心目中“王安忆式的传奇”。     

从《长恨歌》到《富萍》--评王安忆近期长篇小说创作

王安忆近几年的两部长篇小说《长恨歌》和《富萍》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开辟着艺术上的新境界。《长恨歌》和《富萍》都将视点集中在上海的弄堂，并从上海的弄堂中发掘那潜存着的上海精神。无论从叙事结构还是从叙事语言，两部小说让人感觉王安忆进入了一种最好的创作状态。     

浅谈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叙事艺术

作为先锋派代表之一的苏童,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构成其小说写作的先锋品格,建立起自己的小说叙事美学.问世于1989年的《妻妾成群》是苏童小说创作的一次华丽展现,它所表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家”的梦魔,“性”的梦魔,人性的梦魇,更是一次在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上的突破与创新.     

论《阿Q正传》的修辞艺术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负盛名的一篇,不仅在国内蜚声文坛,在世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阿Q正传》中,鲁迅独具匠心,采用了反讽与幽默相结合的诙谐手法,取得了板起面孔指责、说教所无法达到的良好效果。     

昆德拉小说《好笑的爱》的主题意义构成并及艺术表现

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是昆德拉的第一部叙事性作品.该小说集共收入了七个短篇小说,各篇既彼此独立又保持了"同一主题的延续性".从小说的故事层面看,"性爱历险"是理解小说人物的独特精神标识,但事实上小说要表现的却并非性爱本身,而是这种性爱关系中隐藏的自我."喜剧"但"谁都笑不出来",这句话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好笑的爱>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悖论情境的设置和反讽为此特点形成的主要手段.     

新时期女性作家历史叙事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表明,有关历史叙述,女性写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强烈的现代意识使她们与正史写作之间展开了反诘互动和探询,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突进宏大的历史叙事内部,通过主体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去发现历史盲区以及权力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除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文本还显现出某些叙事策略的相似性.历史、时间与性别相互缠绕纠葛,在时间的幻境中体验女性性别符号化的历史悲剧宿命,历史叙事的脉络绵延在女性对时间与性别敏锐的生命感觉中.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环境元素对主题的激活

王安忆《长恨歌》被称为当代的“上海叙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环境元素的张力,激活了小说的主题：用一个女人的一生演绎一个城市的历史命运。透过以弄堂为象征的诸多环境描写,我们感悟到了王安忆那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同时也从环境和人物的相互烘托中品味到了一种难以忘怀的“上海精神”。     

论《应物兄》的反讽艺术

反讽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不仅有着戏谑、调侃、怀疑的精神姿态,还体现了作家的智性反思。在《应物兄》中,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李洱反讽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还指向了更广阔的社会,他站在解构的立场上,看待知识分子的历史逻辑和生存秩序。通过反讽的叙述策略,李洱将知识分子生存的情境和社会关系铺陈开来,揭露了儒学与时代结合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境况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揭示现实生活的荒诞本质。     

视角转换的艺术--《轻轻的呼吸》叙事视角分析

“叙事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叙事者对视角的控制是一种叙事技巧的运用。巧妙的视角控制会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风格,带给读者非凡的艺术体验。20世纪初以来,出现了有关视角的各种分类,但这些分类方法都存在局限性。本文在热奈特对叙事视角的三种分类基础上对“叙述者”与“感知者”加以区分,并尝试运用此分类方法分析布宁的短篇小说《轻轻的呼吸》,分析作者如何通过视角的选择和转换来引导读者对主人公发生认知变化,进而深化对主题的理解。     

论王安忆上海书写的转变：从《长恨歌》到《考工记》

王安忆新作《考工记》被直接称为"《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转。"两部小说通过"一人一城"的模式,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上海的生活图景,展示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但《考工记》几乎从《长恨歌》的对立面结构文本,转变叙述视点、性别视域和叙述重心。采用男性视角切入文本,以动态的目光作为观看城市的视点,将叙述重心转向器物,以呈现不同的市民性格和生活细节。《考工记》超越读者阅读期待,打破上海的刻板印象,并在人/宅的坚守故事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新高度。     

《长恨歌》中渲染手法的运用

白居易的《长恨歌》被后人奉为古代长篇歌行体的绝唱,其渲染手法的大量采用,是构成全 诗婉转动人,缠绵悱恻基调的重要因素之一。     

《生死场》与《松花江的浪》中的“抗战叙事”比较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整个民族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抗战文学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萧红的《生死场》反映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台湾作家赵淑敏所著的《松花江的浪》在当代和平语境下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追溯。萧红和赵淑敏作为东北籍的女作家,其作品表现了不同时代语境下“抗战叙事”的不同风貌。本文将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表现内容三个方面,来分析二者“抗战叙事”的不同。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爱妾》

美国华裔作家任碧莲通过《爱妾》进一步论述了族裔和多元文化这样的创作主题。本文通过分析《爱妾》中交替发生的叙事声音和独特的叙事视角,探讨任碧莲如何构建女性的叙事权威和主体地位。     

王安忆笔下女性的生命律动--以《小城之恋》、《长恨歌》、《桃之夭夭》为例

王安忆以女性作家的艺术敏感和同样身为女性的性别体验和感悟，以经10余年的探索思考，细致精到地捕捉住了女性的生命律动：由早期青春的躁动到成熟女性的坚韧再到郁晓秋式的逆境中的顽强挺立。在王安忆笔下，无论她们的生命处于何种状态，她们都不屈服于命运，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去争取，以获得个体生命的舒展，并自觉地抵抗着来自外界或自我内心的种种诱惑和压迫，捍卫着生命的尊严。     

论钱锺书《围城》的叙事艺术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一九一四年在上海初版,这部长篇小说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它的内容和语言特色上,更体现在作者在探索小说叙事技巧的形式上。《围城》的叙事策略,主要从叙述视角（第三人称有限的全知视角）,叙事时间（叙事节奏）,叙事结构（单线缀段式结构）和叙事语言（反讽的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来营造。     

论《红楼梦》的艺术表现

从作者创作思维的角度考察,<红楼梦>在人物的安排与描述,人物的出场次序、出场方式的设计,人物命运的走向,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线索的开合等方面均表现了曹雪芹逻辑思维的深度和理性处理艺术形象的水平.     

《长恨歌》与《传奇》——王安忆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

王安忆的《长恨歌》及张爱玲的部分作品分别描绘了不同时代的上海里弄里发生的是是非非,讲述平凡人的人生际遇与酸甜苦辣,在描述小人物的文字里,都透出一股悲剧意识,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高度。通过对《长恨歌》及张爱玲作品中题材的选取,叙事手法的运用,切入点的选择等方面的比较,显示出她们笔下的上海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