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科举士人的考试压力与日常生活

通过梳理近代日记、书信以及来华西方人士记录等史料,本文着力探讨科举制度与传统社会的日常社会的复杂关系,认为科举制度系传统士人生活的重心所在。科举考试给士人带来了极大的考试压力,不仅有个体的自我追求,还有家庭生计、亲属和师友的期许。在惨烈的考试竞争中,更多的普通士人扮演着陪读者的悲惨角色。     

士人交结与文本书写:东汉游学士人文化活动考察

东汉游学士人的文化活动集中表现为士人交结和文本书写两种。游学者日众,推动了弟子同业师、故吏与府主这两组关系的加速发展,同时,士人学宦一体的天然联系与志士交结的有意为之又进一步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士人游学增盛、交结成风,最终又促进了文章的大量书写。这些书写既包括以修史、定经为主体的官方活动,也有纯私人性质的个体写作,如士人游学生活的日常记录与情感抒发,与家人、朋友间的书信往来等。在共同的书写中,东汉士人们相互启发、彼此竞争,共同促进了东汉文章的发展,召唤着汉魏之际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佛教与罗钦顺的诗歌

明代士人对待佛教的态度非常复杂,有直言不讳用佛者,有阳儒而阴佛者,有斥佛者。在斥佛者中,又有用佛者,罗钦顺就是一个显例。罗钦顺潜心研究佛教数十年,其对佛教的驳斥要高于一般的批佛教者。但是在下意识中,罗钦顺仍然肯定佛教的某些内容,在诗文中悄然地使用佛教的观念而浑然不自知。罗钦顺对待佛教的复杂情况,说明佛教确实已经融入到明人的神髓之中了。     

从明清四大名著看中国古代士人的命运走向

明清四大名著本质上是“卫道”之书,反映的是士人阶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士人所代表的“道”和君权所代表的“势”之间的关系走向构成这四部名著历时性的主要意义发展模式。另外。士人对“弱势”者百姓、“异道”者异化士人的态度走向,亦是重要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共同昭示出士人的命运走向——消亡或转型。     

士族佛学与魏晋士人人格美

《世说新语》展示的士人人格美至今令人仰慕,这与士族佛学有很大关系。士族佛学是佛学与中国士人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士族佛学的诞生既使佛学得以在中国士人间流传,同时也解决了魏晋士人们的精神困惑,使他们展示出宁静从容的人格美。     

两晋士人“征辟不就”探析

在晋代,征辟与察举都是士人入仕的途径,而征辟比察举更便捷.察举是自下而上,由州郡举荐,有孝廉、秀才、贤良、寒素等名目.被举者须经朝廷考试,合格者方能做官.征辟则无须经过考试,只要朝廷下一道征诏或公府州郡下一道辟书,应召报到即可做官.当然士人均须先经中正评品,才具备被举荐征辟的资格.两晋士人入仕,由征辟一途者居多.     

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

历来,研究科举,大多关注士人获取功名的过程,视线也基本停留于士人登第为止,而对士人登第后的命运则较少关注。文章则从微观个案出发,宽泛地考察作为下层官僚的普通选人改官觅求荐举状的难度和贫困,以及在改官之际选人所遭受的各层官吏盘剥。仕途蹇涩与官场污浊,由失败、失意、失望而导致的绝望,让不少士人对仕途产生淡漠与疏离。心态的变化带来了行为变化,士人流向走向多元化。然而,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流向以外,士人失意的一面一直被无意而深深地遮蔽。这种遮蔽给后世考察士人流向带来很大困难。本文钩玄索隐,从文献中归纳出一些反映士人流向的个案。在这样具体事实的分析基础上,再由微观到宏观,从士人流向多元化,展示社会转型之渐。并且放眼元代,从社会变化上寻求南宋与元代乃至明清的联系,申说作者近年来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宋人墓志铭中的士人形象及其解读

在宋人的墓志中,士人形象大同小异、非常相似,表现为一种基本的理想形象范型,他们被墓志的撰写者——宋儒,刻意书写为孝子、贤官、善士,使其符合儒家所极力倡导的士人形象范型。可以说,宋人墓志中的士人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宋儒自身形象的折射,更是他们理想的化身,反映了儒家文化对士人形象的设计和儒学复兴时代背景下宋儒对士人理想形象的期待。     

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以四川地区为主的考察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普遍转向"传记文学",更多记载墓主的个人事迹和家族世系,本文通过士人文集中的大量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宋代西蜀文化发达、士人集中,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故将考察范围集中在四川地区,将考察群体集中于致仕官员、落第士人、居乡隐士三类,他们的普遍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又曾任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从事活动丰富多样。通过考察以期进一步了解宋代四川地区士人丰富多彩的居乡生活以及与乡里社会密切的互动,扩大对宋代社会各层面的研究。     

袁世凯教育改革思想述评

清末，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处于新旧交替的变化之中，一些封疆大吏以“中学以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提倡向西方学习，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袁世凯在清末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积极规划学堂管理，是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从“元四家”绘画作品窥探画家的隐逸思想

从分析元代绘画代表人物"元四家"作品出发,窥探元代画家整体的思想特点。"元四家"在蒙元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和高压统治政策之下,退隐山林,超然物外,潜心书画。从他们作品的取材、题跋和风格等方面看,都普遍反映出一种复杂而无奈的隐逸思想,这种思想也对明清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元好问与金代的乐府诗

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乐府诗,是乐府诗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座艺术高标。这一时期的乐府诗,虽然具有两宋乐府诗的某些因子成份,但重要的却是＂以唐人为旨归＂后的一种成果展示。金代诗人之于乐府诗的创作,不仅继承了杜甫＂忧黎元＂、白居易＂补时阙＂的创作宗旨,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的新乐府诗,并且还以对歌行类乐府的雅好,而使得七言歌行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创作时尚。两宋乐府因与音乐脱离了关系,而为一种仅供人们阅读的案头文学,金代乐府诗则使这种案头文学又回归到了＂原生态＂时期,即其大都可配乐而唱。这种回归,显然是乐府诗史上的一种进步。     

元朝宫廷中的高丽贡女

伴随元朝与高丽王国宗属关系的确立而形成的高丽贡女制度，在近百年间，促使大量丽女性流入中土，成为中外交流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社会和化现象。这些入元的高丽贡女，大部分进入了元朝皇宫。在长期的宫廷生活中，她们不仅适应了元朝的生活环境，也把高丽化带入中国，并通过自身地位的改变，对元朝与高丽王国的国家关系以及两国国内的政治、化等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曾巩接受研究

自宋至清,对于曾巩文学创作和地位评骘不一。宋代文坛上,北宋六家及其弟子认为他是文德兼备的贤者,南宋理学家接受其思想的理学特质并造就其后世理学家的形象。元代总体上对于曾巩创作给予客观肯定。明代重“道”派推重其儒家正统之风,将其推至“圣人”地位;重“法”派追求曾文谨严法度;“反对派”反对曾文“说理”。清代“桐城派”承继和发展其“义法说”,也有批判曾文内容、形式、体制等的反对论调。通过梳理各时期对曾巩的接受评价,以期还原曾巩接受史之貌。     

《释名》校勘札记

本文以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为底本,参照明代吕柟翻刻宋陈道人本《释名》和任继？《释名汇释》,就《释名》中的＂蹋、檐、簷、叙、欑、公、帻、写、釭、羊车＂等十则校勘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或为毕校补充证据,或补正毕校的不足,或在各家校勘中择善而从。     

元代的采金、金课与淘金户计

元代在金的生产和征课方面与宋代有很大不同。元初以入场服役的劳役制生产形式为主,有专门的专业世袭户计,后逐渐向听民自行淘采,由地方官府依每岁征粮例,照元额征纳的形式过渡。元代金的产地大大超过宋代,金课也比宋代高很多,但由于相当一部分矿冶户计只是在减免租赋杂役的情况下,向官府虚输矿课,并不真正从事矿冶业生产,即使在从事淘采生产的金户中,随着岁额的提高或矿脉的枯竭,“用钞买金以办官课”的情况也日益普遍,所以元代矿冶淘采业的纳课数并不真实反映实际生产量。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开始成为矿冶业的新亮点。     

元代桃源诗歌新变与成因初探

元代桃源主题诗歌在继承唐宋时期以桃源为仙乡幻境、隐逸之境、理想社会、现实世界等四种阐释倾向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包括仙乡幻境之宗教化、双重主题之矛盾化,这些变化与元代文人际遇、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     

金元柳宗元文章接受史

金元两代对柳宗元文章的评论不多,但也有王若虚、辛文房和刘谧等人的重要评论。此时期虽部分延续了前代的韩愈优于柳宗元的主流说法,但也出现了柳宗元胜于韩愈的新论。由于特殊的时代性,两朝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他们对柳宗元文章的评价,大多是从文章本身出发,较为开放、宽松,从某个侧面折射了金元文人特殊的愿望和追求。     

山林别响 闽派先声——元明之际蓝仁、蓝智诗歌创作论

蓝仁、蓝智是元明之际福建众多山林诗人中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地位、作用,至清人重新梳理闽中诗学传统时始得以突显。对此,我们今天该如何认识、把握？通过对二蓝诗歌创作的论析,可以具体体认他们的诗歌成就及其文学史上的意义,重新梳理明代福建诗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