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粮食生产绩效分析

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评价是我国粮食安全及土地政策调控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德尔菲法量化了耕地保护政策强度,并在此基础上运用C-D生产函数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生产的耕地、劳动力、化肥、农业机械等传统投入影响因素对粮食总产量提高发挥了重要贡献作用;同时,粮食价格指数、国家财政支农力度、耕地保护政策强度等市场与政策因素也对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贡献作用,并且其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劳动力;其中,耕地保护政策强度每加强1%,则粮食总产量可提高0.023%;但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与粮食价格指数的影响均大于耕地保护政策强度,且粮食价格指数的影响相对最高,说明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及粮食价格对产量增加的直接作用与经济诱导比耕地保护政策的间接作用贡献大,价格的经济诱导作用比政策效果要强。耕地保护政策是粮食生产中的基础性政策保障,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粮食生产绩效是耕地保护政策的重要结果表征之一。     

土地整理对我国耕地保护的意义

耕地是我国的重要土地资源,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土地整理工作能够有效的提高对耕地的保护,因此对于耕地保护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主要就新形势下我国耕地保护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对土地整理对耕地保护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明。     

利用经济措施促进耕地保护之探析

经济措施一直是各国用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数量保护、质量保护、生态保护等方面,论述了耕地保护的内涵;随后论述了我国现行的用于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措施,包括:粮食直补政策和农资综合直补政策和粮食综合补贴制度.最后,论述了美、日、欧三个国家和地区的用于耕地保护的经济措施.并论述了其对我国耕地保护的启示.     

我国耕地保护的效果及改进对策分析

耕地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也是完成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其中的一个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并实施了很多保护耕地的政策,减少了耕地面积锐减这一情况,但是也降低了总体的耕地质量。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首先是没有相应的保护耕地的执行部门,其次是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没有收到广泛的认同。针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参与,让农户有耕地保护的意识,加强社会对耕地保护的支持,处理好经济发展同耕地保护之间的平衡性,彻底落实我国耕地保护政策。     

中国耕地需求量的多目标预测与分析

耕地资源不仅是粮食生产的重要保证、经济发展的空间储备，同时也是保障农民生活稳定和国家生态安全的物质基础。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不断加剧，耕地短缺的问题还将进一步凸现。科学预测我国的耕地需求，并制定有效政策保障一定数量耕地，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从耕地保护的政策出发， 本文在深入探讨耕地需求量预测原则、 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多目标的预测方法， 对2010年、 2020年的中国耕地需求量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可为新一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依据。     

西南山区耕地“占补平衡”可持续性初探——以贵州省清镇市为例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和十分宝贵的财富。可以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耕地资源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研究地处西南部山区的贵州省清镇市耕地“占补平衡“可持续性进行初步探索,可以为我国大部分山区耕地保护提供参考,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护服务。     

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思考

"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耕地保护效益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农民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保护,尤其是质量保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经济效益、耕地保护外部性、农业生产自身特点以及制度政策等方面分析了农民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并从增加耕地生产的经济效益、外部性内部化、政府引导、土地产权调整以及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农民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对策。     

不同群体农民耕地保护心态的实证研究

耕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耕地是否被有效的保护直接关系到我国的食物安全和社会稳定，农民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保护方面，尤其是质量保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在江西省952户农户调研的基础上，按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经济收入分类，对不同群体农民对耕地保护的责任、数量和质量保护及耕地保护政策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了不同群体农民的耕地保护心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旨在提高广大农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黑龙江省耕地保护问题及对策分析

要充分认清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且耕地在逐年减少的基本国情,明确我省的艰巨任务,做好耕地保护工作。采取严格有效的保护措施,将耕地保护政策落到实处。     

差异化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

耕地保护作为土地政策调控的重要课题,其实施效果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耕地保护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主体为完成耕地保护目标采取的具体手段,而差异化政策工具会直接影响耕地保护效果。本文运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揭示政策工具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动态非线性特征,为充分发挥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组合拳”作用的理论构建和深入研究提供新视角。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效果表现出明显的二区制特征,分别为缓慢增长期（区制1）和稳定增长期（区制2）;并且耕地保护效果具备非线性周期变化的迹象,两个区制间的转换节点（即拐点）的出现与重要政策文本颁布时间相吻合。②在缓慢增长期,为保障耕地保护绩效,必须加强命令控制工具和经济激励工具的使用力度。在稳定增长期,应当加强宣传引导工具的使用,进而促进政策创新与传播。③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适用性和执行压力的变化,使耕地保护效果在区制1和区制2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特征,进而使耕地保护效果的区制转移概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且耕地保护效果在区制1的维持概率稍大于区制2。同时,预测分析表明,若政府放松对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视,耕地保护效果随时有可能由区制2转变为区制1。本文运用的非线性计量模型有助于深化耕地保护效果问题的研究。     

休耕政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目的】休耕政策是中国改善耕地质量、解决耕地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探查其在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层面的影响对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方法】基于西北生态严重退化休耕政策试点区514份微观调查数据，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评价休耕政策给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带来的影响，其次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耕地质量保护认知的中介效应以及休耕政策认知的调节效应。【结果】(1)休耕政策促进了农户施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以及回收地膜等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对回收地膜的影响最大，而对施用商品有机肥影响最小。(2)休耕政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存在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其中，直接和间接路径的影响分别为86.84%和13.16%，这表明休耕政策通过改善耕地质量和缓解经济约束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直接影响占主导地位。(3)休耕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呈现出异质性。当农户的休耕政策认知处于低水平时（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其促进休耕政策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认知的作用并不显著；相反，随着农户的休耕政策认知的不断提升，其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     

试论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脱钩研究副标题用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匮乏,耕地占用压力十分巨大,为深入分析和认识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关系,可以应用Decoupling(脱钩)理论与分析方法,开展我国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脱钩研究。其主要思路是在全面分析、对比和总结国内外不同GDP增长阶段耕地保护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基于DPR(驱动力-压力-响应)系统的耕地占用与GDP增长之间的脱钩指标体系,应用脱钩指标分析耕地占用和GDP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DPR(GDP增长驱动力-耕地占用压力-政策响应)系统,建立耕地占用与GDP增长脱钩的新型管理制度,最后应用上述框架模式,分别按省、地、县三级选取一些典型区域进行同尺度之间的实证分析,并进行跟踪分析,以验证耕地占用与GDP增长脱钩指标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效果,揭示我国各类区域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相互关系的典型模式,提升耕地保护研究 的理论水平与促进我国的耕地保护工作。     

常州市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机制及政策绩效分析

本研究以常州市为例,观察经济社会驱动因子与耕地保护政策作用的机制,研究区域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机制中哪些经济社会驱动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耕地数量变化过程中耕地保护制度的绩效如何,并从中发现反馈的信息,为下一步政策调整,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强化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和模型检验了常州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农副产品价格以及耕地保护制度等经济社会因子在耕地数量变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等驱动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而农副产品价格、耕地保护制度的作用相反,且耕地保护制度变迁在不同时期的制度绩效不同,1997年以后的政策比之前的政策在保护耕地的作用更有效一些。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应是,实施积极的耕地保护政策,严格耕地保护,加强土地调控。     

农地流转制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南省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主要包括土壤培肥行为和对弱质耕地的改造行为等,这些农业生产投入和经营行为都有利于耕地质量水平的提升。农地流转制度是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重要创新,它是现阶段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关系的研究结果对完善耕地质量保护视角的农地流转制度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农地流转制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效应、影响路径及发生机制等内在机理,采用湖南省13个地市的田野调研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在农地流转市场化建设初期阶段,农户在转入地上实施更少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但随着流转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和完善,转入地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会有所增加;家庭特征如人口数和地块特征如细碎化程度等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有一定的影响效应;政府补贴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针对该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政策建议:积极落实和推进农地流转制度建设和市场化建设进程;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给予补贴或奖励;建立健全耕地质量保护的惩罚制度体系等。     

选择实验法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意愿实证研究——基于湖北武汉市问卷调查

耕地生态补偿的主要相关利益主体对于生态补偿政策的接受程度和可能反应,是未来中国设计耕地保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本文选用湖北武汉市中心城区与远城区361份市民和383份农户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从选择实验法视角,分析城乡居民对于耕地面积、耕地质量与肥力、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支付成本4项保护属性及所组合方案政策的可能反应和接受意愿.研究表明: ①城乡居民对除货币属性外的耕地保护属性的偏好与接受意愿存在差异,居民对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与肥力,关注较少的是耕地面积;②所有耕地保护属性组成的7个方案中,最优方案的支付意愿最高,意味着居民期待耕地面积、耕地质量与肥力和周边的景观与生态环境都得以改善;③城乡居民之间偏好与意愿存在着差异,这与社会经济背景,区域环境质量与文化程度有较强相关性.因此,以提高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的耕地保护政策,是未来耕地保护政策设计首要选择.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基本问题分析及其政策路径

文章从耕地保护外部性出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界定分析。分析认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耕地保护外部性类型划分、供体与受体界定,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和补偿机制构建的基础;耕地保护外部效益的内部化是解决目前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测度能够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确定提供依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弹性区间及其动态性反映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施的渐进性。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①应尽快构建区内和区际补偿一体化的动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和补偿体系;②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地位和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③应将耕地外部效益统一纳入到耕地非农化成本核算体系;④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融资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⑤提高公众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参与意识,加强耕地外部效益和补偿机制的科学研究。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中国耕地资源盈亏测算

耕地保护一直是政府关注重点、学者研究热点和公共政策难点。本文基于粮食安全视角,在把握我国耕地资源变化轨迹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测度模型,对我国耕地资源盈亏状况进行测算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耕地规模有所增加的原因,虽然全国层面粮食安全视角的耕地稀缺有所缓解,但沿海等发达地区耕地资源较为稀缺的现实难题没能扭转;22008-2020年我国耕地盈余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平原和东北地区,耕地稀缺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发达区域稀缺程度相对最大;3单产水平不变情景下,2020年我国粮食安全视角的耕地稀缺量高达1 486.43万hm2,稀缺程度为12.35%,而单产提高情景下,2020年稀缺数量减为179.80万hm2。由此可见,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视角判断,未来耕地保护政策创新方向在严控数量减少的同时,重点应该关注耕地单产提升、区域补偿激励机制以及差别化考核政策设计。     

强化耕地面积数量-质量等级-生态环境集成化管理的新措施——耕地等级变化野外监测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研究简介

针对我国现阶段耕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及其贯彻落实情况,北京师范大学赵烨教授向本刊介绍了国土资源公益性行业科研项目“耕地等级变化野外监测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的研究进展状况。赵教授在回顾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与生态恶化及其对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潜在危害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我国开展对耕地数量、质量与生态集成化管理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耕地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自然资源,人类依赖耕地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生产足量的食品、饲料、纤维、燃料和原材料;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研究

本文从我国耕地保护主要问题的辨析入手,认为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和地方政府的制度扭曲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理论命题:一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主要表现在耕地保护产权不清、耕地价值不完全、制度没有对耕地保护产权界定和耕地保护制度扭曲;另一是耕地保护机制创新——构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并对这一机制构建提出了基本的思路。     

山东省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时空分异特征

90年代末期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大量占用耕地时期。伴随着低效利用和环境污染再加上结构调整的压力，我国耕地面积绝对减少，从而使得我国粮食总产于2003年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一变化再次引起国内外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普遍关注。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就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耕地利用模式的转变——集约利用。本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用因子分析法，尝试性地提出了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应用于我国沿海地区山东省的案例研究，对不同区域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时空差异状况进行了数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运行的平稳性较差：一些地区在波动中实现了耕地利用模式的升级，而另外一些地区则逆转为粗放型或耗损型；目前多数发达地区耕地利用模式仍属粗放型。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新时期中央政府对耕地的利用和保护政策应从“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引导耕地利用走向集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