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先秦隐逸文化的改造与发展

在汉代之前,隐逸文化虽然借助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而得以成形,但在文化内涵上并未能摆脱这两种主流文化观念的笼罩而自成体系,处于儒、道对立的分裂态势中。而汉代隐逸文化则从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出发,分别借鉴儒家隐逸思想中的道德化原则与道家隐逸思想中的自由理念,对先秦儒、道隐逸文化资源进行改造与重组,并促成了隐逸与政治的和解与合作,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一套新型隐逸文化体系,对此后隐逸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试论两汉隐逸之风

“隐逸”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两汉时期，“隐逸”的数量很多，成分也很复杂，仅见于史籍记载的“隐逸”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隐逸”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隐”字。汉代“隐逸”专指那些远离或逃避社会现实的士人，即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趋向。     

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屈宋的“反动”及继承与发展

两汉隐逸文化是在先秦,特别是屈宋那里所代表的隐逸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究竟因时代的同(汉初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先秦封建制度的恢复)与不同(汉代终是一个在各方面有异于先秦的全新时代),而使得汉代隐逸文化较之屈宋那里,首先表现出了对屈宋隐逸思想的"反动",其次又有所谓继承与发展——在此意义上最终形成汉代所特有的隐逸文化特色。     

论汉代拟骚体中的隐逸化倾向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收录的汉代楚辞作品,都是祖述屈骚的模拟之作。这些作品在模拟的过程中沿着屈骚的游仙情节,大肆铺绘神仙幻境的离奇缥缈,在对游仙幻境描绘的指向上,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游仙幻境被有意放大;同时,在游仙修德的想象中,以人间的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刻意将隐居仙境描绘得十分清新优美。但由于汉人已经少了屈原的那份执著与刚烈,这些拟骚体诗作在寓托屈原式思君贤臣之形象的哀怨主题、落拓志士远游自疏的情结时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隐逸化倾向。     

从栖迟山林到避世金马门——汉代隐逸诗的文化取向

《诗经》中以归隐为题材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为后代这类题材的作品奠定了原型。到了汉代,隐逸诗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成为汉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是驳杂的,已不像《诗经》隐逸诗那样纯净,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烙印。汉代隐逸诗有的沿袭《诗经》四言体,有的则采用长短不齐的句式,在诗体上有所突破。不过,从艺术成就方面衡量,汉代隐逸诗远远低于《诗经》同类作品,缺少那种深远的意境和一唱三叹的韵味。     

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试论张衡辞赋与汉代隐逸文化

张衡通过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赋作<归田赋>,表现了汉代隐逸文化至此而有的一个新境界,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隐逸",到此才真正放下对所谓"道"或"志"的承当,以及成为那种"不遇"情怀的释放之所的沉重一面,而第一次显示出了其完全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汉初士人隐逸情绪与汉代隐逸文学的发端

从总体上看,汉初士人对这个新兴的王朝怀有高涨的政治热情,但由于布衣将相的朝臣格局以及重黄老、轻儒学的学术环境等原因,此时的士人中也出现过一些主动疏离政治的隐逸现象。这一现象在此时的文学创作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从商山四皓的《采芝操》到贾谊的二赋,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隐逸情绪。尽管这样的内容并不代表此时文学创作的主流,但它标志着汉代隐逸文学的发端。     

日食与汉代帝王政治

在天人感应思想极其泛滥的汉代社会,日食被看作帝王死亡、朝政混乱、强臣擅权、后宫干政之类的重大灾难发生征兆,因而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关注。日食发生后,汉代帝王常下罪己诏反躬自省,并借机进贤黜奸,策免三公,以整肃吏治。同时,汉代帝王还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和措施,以维护其统治。     

隐逸文化与先秦诸子文化之关系略论

我们认为,正是在分外关注人际、人事这一传统特色上,隐逸文化与先秦诸子文化契合一致.而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宽泛意义上的隐逸文化,自始起即表现为对现实人事的关注,至先秦时期,诸子纷纷讨论、总结了隐逸文化中的这一人事人生内容,并在此点上呈现为不同的面貌和形态.由此意义上讲,它既表现了诸子（即士）文化对隐逸文化的广泛继承,同时又标志着狭义的隐逸文化的正式形成.     

略论汉代的隐逸赋

汉代是赋这一文学样式发展繁荣的时期。抒写隐逸题材的赋作，在众多的汉赋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而且汉代的隐逸赋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对魏晋六朝隐逸赋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研究者对汉代隐逸赋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对汉代隐逸赋的内容、风格特点，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试论两汉隐逸文化中的道统问题

汉代的政治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就传统文化中的道统问题而言,一方面,汉代士人继承了先秦时代那种以“道”自恃、自任的独立精神,面对已然变化的时势,仍汲汲追求“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的政治和人格理想,但是遭到了与秦朝“焚书坑儒”同样酷烈的打压和制裁,由此破灭了汉代士人的道统观念。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对隐逸文化系统中道统表现的宽容和奖劝,使之继续存在下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与之关系紧密的社会政治系统及其中的士人,从而使道统在大一统时代并没真正湮灭过,相反,它转化成了士人精神文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以此而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汉明帝与"永平之政"

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个皇帝，他在位时采取了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妥善地解决困扰汉王朝的诸侯王问题，是汉代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其统治作风和个人性格对汉代后期的皇权政治有较大的影响，其吏治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汉初期伦理政治探微

西汉初期,统治者及其谋臣在重塑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与整和国家政治理念方面,究竟用何种伦理思想作为其外在依据和精神依托,可以说也有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而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和道家的伦理思想作为其主旋律,并在不同时期试图把其伦理思想与政治有机融合,直至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新儒学"的提出,使儒学定于一尊,而后黄老之学让位于儒学,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与政治实践的完美结合。     

秦汉时期福建的民族与文化

文章考察了秦汉时期福建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 ,认为在秦朝和西汉前期 ,福建地区的主要民族是闽越人 ,其主要经济形态是封建社会经济 ,而偏远山区则仍为部落经济。经过汉王朝的多年努力 ,至东汉时期 ,闽越王国的大部分越人已经融入汉族。福建地区普遍建立了县级行政机构 ,经济、文化逐步走上了与中原开放交往的道路     

关于汉代算赋问题的几点思考

汉代算赋作为一种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它的起征对象、征收数额及其征收时间,汉代政府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也有例外,因此,算赋在某种程度上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本文除了对上述问题一一详述之外,还针对赋税制度中"算"的含义较为含混的情况,归纳探讨了"算"所具有的几种含义.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算赋是汉代财政的一项主要收入,但同时这种征收制度也是最不合理的.     

东汉南阳豪族政治上的世官化探析

南阳豪族是东汉豪族的典型代表,研究南阳豪族可以把握汉代豪族的整体特征。东汉南阳豪族政治上表现为世官化。南阳豪族在为官期间大多清正廉洁,指陈朝政得失,推行教化,发展教育,安抚百姓,维护社会治安,发展经济,造福人民,促进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对东汉政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法制转型中的宗教因素

法律与宗教、道德等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历史上经历了由混合到分离的嬗变过程。在西汉中期的法制转型中,随着儒家学说定于一尊,被囊括在儒家思想之中的宗法性宗教对汉代法制产生了直接影响,赋予法律以神秘的力量,使汉代法制具有宗教性特征。     

论先秦两汉时期的荆楚巫术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普遍崇巫,荆楚地区尤"重巫祀"。文章充分利用新出简帛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贯通先秦两汉,对荆楚地区的多神崇拜、巫术种类、卜筮祭祷、历日禁忌、驱鬼招魂等进行系统地探讨,指出了荆楚巫术以沅湘为盛及东汉以前巫术地位高的原因。     

秦汉简帛中的文学世界——秦汉文学研究新资料之一

简帛的出土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以往的研究多限于考古、文物、历史学界，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界对简帛中的文学世界的研究开始予以重视，对重现于世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认识。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生活气氛和环境背景。     

论中国散文在汉代时期的发展

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兴盛,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中国散文在历经先秦时期的昌盛后,在汉代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与发展,这个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骈文也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散文在汉代时期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的演变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