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州书院考述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模式,自宋初至清末,存在千年之久。河州地处西北,书院兴起较晚,发展速度比较慢,制度与学术上的建树有限,但其在区域教育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清康熙以后,河州兴起的凤林、龙泉、爱莲三大书院,对河州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新疆乡约制度研究三题

文章主要从乡约的地位和职权,乡约的实行范围、乡约与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清代新疆乡约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对清代新疆乡约制度进行了探索研究,认为：新疆乡约制度能够实行并进一步推广,一方面是因为满足了清朝政府对当时新疆地方基层政权控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因为它以当时农村百姓代理人的面目出现,帮助百姓直接办理各种公务,从而顺应了国家和农村两方面的需要。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主要表现为乡约被赋予基层司法、稽查奸宄和催粮办差等职能。乡约基层司法权威的增加,是老人制度衰落的结果。乡约被赋予稽查职能,则是保甲稽查效果不佳造成的。而清代乡约催科的普遍化,则是以里甲制的衰落为背景的。因此,清代乡约的官役化,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的过程,也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清代安康乡约初探

乡约,习称"乡规民约",是古代村民自治的重要方式。安康乡约主要出现于清代中晚期,它由乡民自发制定,并在地方官的推动和参与下成为官府维持乡村治安、执行法规的工具。其主要内容有:乡约组织、乡保职责、除害安良、严禁赌博、严查盗贼、捐置义仓、捐设义学、严禁溺婴等。它虽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治实践经验,对处理当今诸多社会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试论清代乡约的政治职能

随着清代乡约的行政管理职能日益强化,它的教化功能却逐渐削弱,从而使乡约由政教合一的民间自治组织向纯粹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转变。由于乡约职能的变化和里老、里甲、保甲制的先后衰落,清代乡约逐渐成为清朝封建政权重要的社会基层组织。     

清代河州契文中的土地买卖

《清河州契文汇编》收集了588件清朝嘉庆二十四年至宣统三年,约百年间河州地方形成的契文。它为我们展现了清代河州土地买卖、土地典当的价格、交易规模等方面的历史原貌,反映出同治回族起义前后河州土地买卖呈现出极不相同的两个时期。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此时期河州历史提供了宝贵史料。     

论清代北方乡约首事选任条件的演变

清代北方乡约首事的任职资格经历了由高到低的演变,当清廷强调乡约教化的时候。乡约首事的选任标准较高,但随着乡约行政组织化和乡约首事官役化的出现,乡约首事的地位逐渐降低,从而导致乡村政治的黑暗和乡约教化的衰落。     

乡约、保甲长调处与清代民事纠纷解决

民间调处是清代民事纠纷解决的重要形式,乡约、保甲长调处则是民间调处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乡约、保甲长的职责以及他们在官府与民间之间所扮演的联系作用,使他们成为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调处者角色。在清代诸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中都可以见到乡约、保甲长的身影。乡约、保甲长进行的民事纠纷调处对清代民事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清代“乡地”制度考略

清代雍乾以后里甲制度趋于废弛,"乡地"成为各地的主体性乡村职役组织。乡地不同于保甲,是一种职能全面的地域性乡役组织,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其上置各级"地方"。各地乡地组织的生成途径互有不同,有些是出于原有地域性乡役组织的转化,有些是出于里甲组织的地域化演变,有些是伴随里甲制度的废除而创建,有些则长期与里甲组织共存,此外,有些地方的乡地通过编联保甲得到充实,呈现次生形态。乡地组织承担的职能包括催征田赋杂税、摊派征发差徭、报告刑事和治安事件、在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审理中承担各种责任、进行道德教化和调节民事纠纷、办理保甲和统计户口、办理抗灾赈济事务,以及奉官府饬令办理各种临时性事务。清中期以后的乡地制度,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实用主义特征,可以反映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家组织逐渐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趋势。     

清代湖南地方官学藏书考

清代湖南地区有地方官学藏书近90处。藏书来源主要是明代官学藏书遗存、颁赐书籍、购置、接受捐赠、地方自刻等。地方官学藏书提供了生员教材，为官员施政提供了参考，保存了历朝上谕、地方献等，对于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试析清代蒙古地方法中的民事法规

清代蒙古地方法规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规范,是在继承北元时期诸法典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内容的基础上,对物权、债权债务、婚姻家庭和继承权等方面进行的更为详细的规定,成为蒙古封建扎萨克诺颜自主裁决的独特法律规范。     

清代乡地职役人员问题考辨

清代乡地人员的设置大致分为"基层"与"地方"二级,村、庄等自然聚落一般设一人或数人,"地方"一级或为"独任制",或为"合任制"。乡地人员应充须具备"家道殷实"等条件。充任"地方"需要经地方推举、官府传验、批准等程序;基层乡地人员应充的基本形式为轮充、推选和"地方"选派,此外还存在代理、私授、朋充、霸充、差役点充和绅士指定等非常规形式。州县官府通过建立担保、点卯、请假、退役、失职和违法惩处等制度对乡地人员进行管理。乡地人员作为"职役",一方面相对于普通民人是一个权力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官府视为较普通民人还要卑贱的奴仆。在乡村社会中,乡地人员有时充当"领袖"角色,办理本地"自治"性事务,承担一些重要社会职能。清代乡村社会结构复杂,官府与乡村、士绅与普通乡民以及其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乡地人员往往会陷入这些矛盾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官府"要将自己的统治机制深入乡村社会,但为了节省行政成本而不肯设立理性化的基层政府组织,为了保证"官治"的权威而不肯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制度,因此只能借助私人势力、社会势力来履行公权。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导致整个统治机制的腐化和经济社会的危机。     

元、明、清习家池考辨

习家池大约于元中前期迁建于阎家冲山谷西端的白马泉源旁的今址,可能因迁建的习家池规模太小,工程质量太差,民族矛盾的影响而失去记载,至明代正德年间始有重修记载,经明代两修、清代三修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和规模,其格局、内容等方面和汉宋时的习家池有很大的不同,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本业和职责：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文化教育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在义学、书院、文庙、会馆的兴建过程中,或捐助资金,或负责办理,或为寒士捐助生活费和学费,而且亲自投身到地方社会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清代陕西的人才培养和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清代四川茶叶与乡土社会简论

欲认识乡土社会,茶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新角度。清代四川茶叶与农民生计关系较大,见证了农民之间社会关系的常态与病态。通过川茶,部分农民为一些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此而生。茶叶为农民与商人的分工创造了机会,又成为他们互相联系的纽带。商人对川茶贸易做出了较大贡献,其中陕商、徽商地位突出。茶叶与部分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官吏等相联系。它还是城乡社会风俗的显著因素之一。川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将引起进一步关注。     

清代广西乡邦文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有清一代，广西文坛兴盛，搜集、整理广西地方文学文献的活动也日渐增多，特别是清中后期，广西本土文人学者乡邦文献意识高涨，积极参与乡邦文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从而保存了丰富的乡邦文化遗产。     

晚清地方官僚体制历史演变略论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代地方官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官僚体制逐渐被新的制度因素所替代。从咸丰朝初年至宣统年间，在原有地方正式职官体制之外，各省逐步形成了以督抚个人为中心的新生地方官僚体系，造成地方政府的机构组成与人事管理制度皆发生体制变革。这一地方官僚体系担当起了主管地方新政事务的责任，代行了近代地方政府的诸多职能，同时也为民国初年各省自治运动与地方军阀的兴起提供了制度基础。     

清代台湾通事考论

通事是清代处理台湾汉番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它的权力及其管辖范围随着番民的汉化、汉番交往的增多，以及清政府对通事地位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渐扩大。尽管通事制度存在许多弊端，但通事对于清政府理番、汉番关系以及番族自身的进化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