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理论框架下的诗歌阐释——以钱钟书的阐释理论为例

本文通过对阐释学这一概念的解释和引用许多西方著名阐释理论,结合钱钟书与阐释学的关系及他对阐释学的理解,对诗歌阐释技艺进行分析,得出分析诗歌时,更应该发挥读者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钱钟书修辞学思想之演绎

钱钟书的修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他有着“权变”、“辩证”和“和谐”的科学修辞观，其次是他对学修辞的审美追求、语法程度、逻辑理据、心理机制和游戏意味有着独到的理解，第三是他的接受修辞理论颇多新见，如“活参”、“阐释之循环”、“考辞之终始”等。可以肯定地说，钱钟书涉及修辞学范围之广、建树之高，在中国修辞学界是绝无仅有的。     

文学是“心理状态”的表现——钱钟书论文学的本质

在钱钟书看来,文学是一个心理事实,也是一个审美存在,是心理性与审美性的合一,这是其关于文学本质的最核心观点。这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可以沟通,也存在差别。某种程度上,它是对20世纪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学文艺思想的＂负＂模仿,与韦勒克所言西方现当代以来反实证主义的文艺潮流与趋向高度合拍,体现出世界文化意义。     

钱钟书文学创作研究述略

作者对半个多世纪来作为现代文学家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国内研究的情况作了较详尽的述评,指出新时期近二十年《围城》的研究比此前三十年有长足的进展,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有新的探索,新的特点;然而,《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领域。     

对话语境中的钱钟书文学本体批评论

在诗与画、文与人、诗与史、人艺与天工等两极对话营造的文学批评语境中,内隐着钱钟书以＂美＂为主导、以＂人＂为皈依、以＂真＂为取向、以＂自然＂为法则的文学本体理论意向。这一本体论交织着＂审美追求＂与＂人生关怀＂双重维度,是对传统＂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的辩证超越。     

钱钟书修辞学思想之演绎

钱钟书的修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有着“权变”、“辩证”和“和谐”的科学修辞观 ,其次是他对文学修辞的审美追求、语法程度、逻辑理据、心理机制和游戏意味有着独到的理解 ,第三是他的接受修辞理论颇多新见 ,如“活参”、“阐释之循环”、“考辞之终始”等。可以肯定地说 ,钱钟书涉及修辞学范围之广、建树之高 ,在中国修辞学界是绝无仅有的。     

理性阐释与文学翻译的前见意识

阐释学视域下考察文学翻译的误读现象,业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通过我们对阐释学视域下文学翻译的考察发现,翻译者对文本的文化误读多是源于翻译者的前见意识,但这种融合传统及自我认知的前见意识,并不曾遮蔽翻译者对文本的理性阐释。翻译者只有实现自我与文本的文化认同,才能够正确转化文本语义为本土语言,不过,这一前提是在前见意识里建构起从个别到整体循环往复的理性阐释方法。     

“美人幻梦文学”的文化与心理阐释

“美人幻梦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历久不衰,文章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分析学说等角度来探讨其产生与流传的社会心理根源,以期从这一角度来窥测社会心理、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钱钟书论文学的通俗化与平民化

文学的通俗化倾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倾向,引领着现代文学时代风尚与精神动向。钱钟书本着文学审美的自主性、复杂性与独特性对此表达了自己的异议,强调文学的高雅化追求。如此文学主张可以窥探中外文学与文化对钱钟书的影响痕迹。     

重读经典莎剧探究文学翻译的阐释观

文学派认为翻译是作品文体风格的转换,是译者的再创造。由此,以理解为核心,强调译者主体性的阐释学理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得到广泛应用。乔治斯坦纳提出的阐释翻译四步骤：信任（trust）,入侵（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compensation）在莎士比亚多部名著译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体现了重译的必要性,并为进一步理解文学翻译的阐释观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钱钟书文艺思想生成的历史语境

钱钟书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在中西对话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深宏广博、中西贯通、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他的文艺思想是思想开放时代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把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创新需求调合起来的历史要求,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论钱钟书的幽默观

钱钟书吸收各家幽默理论的长处而形成了自己较为合理的幽默理论体系 ,即在承认幽默主体具有高度的机敏和智慧并具备诱发幽默感的客体对象这两大前提条件下 ,从主体内心世界着眼 ,强调幽默是一种脾气、性格或心态 ,具体表现为具有高深修养的了悟世事人生的超越感或优越感和对人生、命运采用“一笑置之”的游戏或自嘲的态度。最理想而纯正的幽默表现为智者哲人的有会于心的微笑。幽默具有流动飘忽、变化不居的不确定性 ,不能固定为模式 ,因此不可摹仿和提倡。     

钱钟书《围城》的创作与其文艺观之比较

钱钟书《围城》的创作与其文艺观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相互印证其价值观和美学理想,其学术和创作可谓殊途同归。《围城》是《管锥编》、《谈艺录》等学术著作中所体现的文艺观在创作领域的反映,为鸟之两翼,可以相互佐证;《围城》体现了其主张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写作风格;《围城》中的婚姻观与钱钟书对于写景的＂若即而离＂,其价值观和美学理想是一致的。     

现象与意义——试论钱锺书的文学阐释观

钱锺书的文学阐释观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现象与意义的关系的理解上,他认为意义存在于现象之中,离开了现象,意义无从谈起。因此,文学意义需要通过现象与现象之间的交相映发、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彼此参印,来获得最大程度的显现与抉发。     

钱锺书《谈艺录·〈锦瑟〉诗解》申说

钱锺书《谈艺录》主张《锦瑟》"略同编集之自序"能够自圆其说,但不足采信。对"以史证诗"的不满导致钱锺书轻视了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有价值的解诗线索。钱锺书之前的文人,已经用"诗史互证"法对许多古诗做过正确的解释,钱氏所论并不能否定"以诗证史"作为具体解诗方法的实践价值。在张采田、程千帆解诗的基础上,《锦瑟》全诗都可以解释成与李德裕有关:该诗主要为李德裕贬死崖州及归葬事而写,李商隐并由此感喟"万古良相"政治人生的浮沉。     

论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总体性诉求

就西方思想史而言,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年代。来自于多方面的力量-德国唯心主义的、英法科学主义的、普遍神学的、哲学辩证法的,铸就了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多维的和矛盾的个性。任何试图从单一维度界定施莱尔马赫解释学性质的努力,都将是对施莱尔马赫的误解和虐用。他独特地发现了普遍的和恒在的误解,从而终于将只是满足于具体的方法的鄙俗的“特殊的解释学”升华为方法论的恢弘的哲学,施莱尔马赫称“解释学之目标就是最高意义的理解”。他将心理阐释置于语法阐释之后,这不仅丝毫不能证明心理阐释次于语法阐释,恰恰相反,它所透露的是心理阐释对于语法阐释的优先性。推证心理阐释在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中优先于语法阐释,目的并不在于扬此抑彼,孰为优先的辨析使我们明了施莱尔马赫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意义上堪称现代解释学之父。     

钱锺书论李贺诗旨赘证

李贺《高轩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钱锺书认为其语“可以作为他的自我评赞”。章府为,“笔补造化”的动机是李贺人生难堪的遭际。“笔补”是李贺对自身生生活缺陷的补偿。     

钱锺书"诠释循环"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辨析

李清良新近发表的文章认为:钱锺书的"诠释循环"对西方诠释学虽有所借鉴,但更多的是"不谋而合"、"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这种"借鉴"只是"提法"即命名上的,至于实质内容,则是钱锺书从自己的学术旨趣学术经历出发而形成的,与西方诠释学没有直接关系,而且钱锺书"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非常熟悉西方阐释学"。因此无论从钱锺书对西方诠释学的了解程度进行反面印证,还是从他自己的学术旨趣学术经历作正面推论,都不能证明钱锺书自己形成了"诠释循环"方法。钱锺书的"诠释循环"是他有意识地借鉴西方诠释学理论发展中国传统诠释方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