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客家问题的特殊性及研究历程

四川客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性，与闽粤赣客家相比，表现为1．演进阶段不同；2．族群关系不同；3．文化表现形式不同；4．客家身份不同。四川客家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四川客家研究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四川客家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热潮，并于本世纪初达到高潮，总体来看，四川客家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成果多为表象描述和动态报道。     

麻城孝感乡移民考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出的移民，几乎遍及四川每一个地区，如西部的民国《简阳县志》、民国《荣县志》、简阳《汪氏族谱》、仁寿《李氏族谱》等典籍；南部的民国《泸县志》、民国《南溪县志》、泸州《王氏族谱》等典籍；东部的新修《南川县志》、新修忠县《叶氏宗族谱》、咸丰《云阳县志》等典籍；北部的光绪《李元仁墓碑》；中部的民国《资中县志》、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内江《黄氏族谱》、江津《幸氏族谱》、民国《宗氏族谱》等，均有元末明初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移民人川的记载。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高的人口输出量？     

近代四川城乡关系析论

在近代的四川地区，发达的农业和富饶的乡村经济促进了城市的重建和发展。近代以后，城市在城乡对立关系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开始了城市统治乡村的时期。城市带动乡村一同发展，但由于四川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十分有限；与此同时，由于四川地区农村自然经济解体水平的低下及农村经济的萧条，使乡村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近代四川城乡之间的这种非良性互动关系，成为这一区域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代“湖广填四川”质疑

作者从史料的辨析着手，结合“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地名的考证，对自清初以来很多四川人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湖北麻城孝感移民后裔这一普遍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明末清初四川土著残存的总量比一般典籍和今日流行的判断要多得多；在川北、川南的一些特定的地域的土著四川人民存留尤其较多。他们和移民一起传承了一部分蜀地的文化。     

徐中舒论古代四川经济文化

徐中舒论古代四川经济文化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四川的地形，山高水急，唐代诗人李白形容它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过分的夸大，既不是事实，实际上这样艰险的环境，也不能限...     

“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

流传于全国各地的关于“解手”的民间传说，皆认为它的起源与历史上的移民迁徙有关。但在归源于哪一个具体历史时代上，却有较大的分歧：四川以外地区一致认为，“解手”是明初强制移民政策的产物；唯独只有四川地区将其归于清初。本从四川地区存在一个明代洪武大移民时代，毫无例外会出现强制移民现象，而清初四川不具备推行强制移民政策条件的比较研究中，认为四川地区把“解手”传说归源于清初，是由于混淆了发生在明、清历史上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的性质，是“附会”历史的结果。     

南宋利州路分合考论

南宋利州路分合频繁，经考证达9次之多，即绍兴十四年分，乾道三年四月合；乾道三年六月分，乾道四年合；淳熙二年分，淳熙三年合；淳熙五年分，绍熙五年舍；庆元二年又分，嘉定二年复合；嘉定十一年分合；嘉定十二年五月再分，同年八月合；嘉定十六年再舍；战乱中实又分矣。利州路分合与宋金之间的关系变化、权力配置的失衡与调节、镇抚军民、弹压盗贼、四川安抚制置司治所所在地的变化等方面密切相关。利州路长期处于分治状态源于分治的效果较好；其次，良好的君臣关系也是其久分的原因之一。     

中国西部悠久的文化历史

中国西部通常指的是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的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10个省、市、自治区，其面积约54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56%；其人口约2．85亿，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3％；居住有50多个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另外，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尚属欠发达地区，也被列为西部开发地区。     

破解千古悬棺之谜

悬棺葬是古代一种比较奇特的葬式，它分布于四川、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福建和台湾等13个省区。其悬置方式有3种：一是木桩式：在峭壁凹入可避风处，凿孔插桩，架棺于上；二是凿岩式：凿岩为穴，置棺于内；三是自然洞穴式：利用岩壁天然缝隙或洞穴，置棺于内。     

天府奇葩──川剧

川剧，亦称川戏。是我国西南四川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不仅遍布四川境内，贵州、云南、湖北以及台湾部分地方均有川剧的流播。历史源远流长川剧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古代的巴蜀歌舞，西汉的角抵百戏，隋。唐五代的蜀戏，宋代的川杂戏。明代嘉靖以前，便有了川戏的称谓。到了清代，成都已有了由外地声腔流入四川，与四川的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说唱等溶合、衍变、逐渐发展而成的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如昆曲舒颐班，高腔庆华班、丝弦（梆子，皮黄）太洪班等戏曲班社。1912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建立共和”思潮影响…     

蜀酒与烧酒

蜀酒早在先秦就已产生,以后历代多有发展,不少酒品名闻海内.约中晚唐之际,川东川西地区出现了烧酒.约在宋初,四川出现了蒸酒,独步天下.本文还对李时珍所说烧酒自元代始有的成说进行了考辨,对中国烧酒起源问题进行了探索.     

韦庄入蜀仕蜀考辨

韦庄于乾宁四年奉使入蜀,后仕蜀为掌书记,前蜀时,官至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他的一生行迹基本清晰,但其入蜀仕蜀的情形各本记述有异。结合韦庄的诗歌创作及相关史实考辨,韦庄仕蜀并非出于本心。     

四川客家人的信仰与习俗

四川人的信仰习俗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份,藏、彝、羌、土家等兄弟民族十余个,本文主要讨论汉族的信仰习俗。清代四川是一个移民社会,各省入川移民绝大多数是汉族。清代移民“五方杂处”,长时期的“习尚相染”,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习俗。四川地域辽阔,各地习俗虽有些地域差异,但也不过是大同小异。     

宋代四川市场与东南市场的比较

宋代的封建商品经济发送，形成了区域性的市场体系。四川和东南是宋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代四川市场和东南市场是当时最典型的发达的封建市场。因其各自的经济环境迥异及宋廷在两地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两地市场各自的特点彰显。比较二者的异同，能更好地探究宋代封建市场的历史演进轨迹。     

川江号子

川江号子,是四川各地通航河流、湖泊船工号子的统称,是船工、纤夫在长期推船、拉纤的艰苦劳动过程中,为了协调步伐,统一动作,鼓舞士气,激励劳动情绪,齐心合力,战胜险滩恶水,保障船只安全航行,在实践中创造的船工、纤夫劳动的歌.     

蜀椒考——《川味杂考》之三

麻，是川味的特征之一。这个特征形成的物质基础是蜀中自古盛产好花椒，而花椒久远的民俗传承又使它具有丰富的化内涵。四川人爱说某道菜主要是吃佐料，其实讲的就是欣赏这道菜所附丽的川菜化。     

地理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

以四川客家为例，说明地理环境对客家耕读文化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山地丘陵的农耕自然环境是客家耕读文化产生的地理基础，质朴无华的民风是客家耕读文化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而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是客家耕读文化的原动力。客家耕读文化主要是客家适应“住山不住坝”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适应策略。     

川剧展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近年来展演的川剧大戏,通过对历史与人性问题的拷问,对充满民间生活情调和地域风情的蜀地文化性格的重塑,不断激活增殖着川剧文化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精神内涵,这种集成、精品、超越物质的活态传承对于川剧文化归属的意义重大;继起的川剧代表性传承人的褶戏示范演出,以独具个性的演绎和饱含特定时代感的趣味发挥,提供了非遗实践的鲜活摹本和丰富面相,对于川剧文化空间的生长起到了引领与促进作用.川剧展演作为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向纵深推进、多向度展开的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的运作机制与发展方向.     

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是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又是传播文化、进行教化的重要场所,为中国历史上教育的发展繁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衍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代。五代十国期间,南唐境内已有几所书院。北宋时,书院普遍兴起;南宋时,书院有了很大发展,确立了书院制度。元明清时期,书院继续发展,书院制度日趋完善,直到清光绪（１８７５－１９０８）末年书院制度废止。 同全国书院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四川地区的书院也有上千年的历史①。历代四川都有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如沧江书院、鹤山…     

清代四川游民问题论析

清代四川地区因"湖广填四川"移民潮而成为其时国内游民众多且活动频繁之区,游民问题亦因之成为清中叶四川官府甚感棘手的严重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清代四川游民群体产生、游民违法犯罪活动以及清廷防治对策等进行简略的探析,指出:清廷对于四川游民问题的防治,可谓煞费苦心,刑罚甚为严酷,但因多属治标之策而非治本之道,故仅能见效一时,而不能长治久安。尤其是其超越法规范畴的酷刑峻法,更是促使游民铤而走险,以武力抗拒官府,成为动摇和推翻清廷统治基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