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早期现代化中的官督商办

从社会环境、目的和主持者及市场基础等方面,对19世纪下半期,中日两国在早期现代化过程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形式,一败一成、命运相异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诺思悖论看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模式的失败

诺思悖论揭示：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创办民用工业的一种企业模式,这一制度借鉴了西方股份制的筹资模式,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路径依赖,因此仍属＂器物＂模仿而非制度创新。官督商办企业在创办初期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官权的日益膨胀,市场主体的经营权受到干涉、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受到压制,官督商办企业模式最终走向失败。     

试论“官督商办”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启动作用

:“官督商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全面启动资本主义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模式。它引导商业资本的流向,变商业资本为产业资本;它加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使更多的民族资本生成。由于它是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运而生,本身也包含了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前推进,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日益明显。但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启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晚清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探讨及启示——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官督商办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公司治理机制,轮船招商局是实行该机制的典型代表。对其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官督商办模式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结合现代公司的发展,提出在政府干预不可摒弃的情况下,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确保政府监管适度、强化公司内控制度,寻求公司治理与政府监管的良性互动。     

论林则徐的官督商办思想

针对云南银铜矿因管理混乱而衰败不堪的弊端,林则徐经逐细访查,认真调研,主张放手让商民集资承办,官方只持有“督率之权”,即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模式,并从“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杜伪诈”等方面阐述了从政策法规上对厂矿加以扶持、引导的措施以及协调、激励、甄别、审批、课税等管理办法,对官督商办的探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林则徐的官督商办思想在20年后被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践行和推广,成为民用企业的主流经营方式,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以政带工:洋务运动失败原因再分析

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在洋务派“以政带工”的管理模式下,兴办了大量的“官办”与“官督商办”企业,试图依靠政府为主导来运营,利用官权的垄断地位来取得在竞争中的优势。这样做法不仅违背了企业运营的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而且也束缚了企业自身的发展,成为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模式的制度缺陷与企业制度思想的嬗变

晚清有关企业制度的思想主张,在相当大的程度旧围绕政府主导的官督商办企业制度实践活动展开的,人们对这一模式的创立与运行进行了反思,探讨如何革除其制度弊端.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张更是与其经历的官督商办企业制度实践活动息息相关,企业实践活动是推进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不断嬗变的原动力.     

对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问题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官商不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诸多不利的影响。但在近代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却对民用企业的建立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官商结合、资本互补,是近代民用企业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官方出面,企业容易得到清廷承认和批准,一些资本的积累者看到了强大的靠山,才愿意把手中的资金投放到新式企业中去。官督商办企业获得了政府给予的资金周转、经营、销售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官督商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封建顽固势力对企业的干扰破坏,遏制了外国侵略势力的排挤与倾轧。近代企业的建立需要近代化的人才,而人才的推举和培养更要官府的支持。     

论晚清官营工业商办化的原因

19世纪后半期洋务派掀起创办军民用工业企业的热潮,企业官营一时占据上风。然而,甲午战争后,部分企业向商办转化。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经济体制腐朽所致。西方诸大国的经济侵略、商人群体和商办思想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清廷政策调整则加速了这种转变。     

晚清洋务企业官督商办股份制析评——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轮船招商局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其经营体制、经营理念在晚清洋务企业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源于西方的股份制被舶来中国之后,在晚清政治体制的束缚下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官督商办股份制度,并成为洋务企业标志性的运营模式。探索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股份制的特殊经营方式,对于继续研究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股份制企业具有积极作用。     

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最早是在“求强”的口号下从编练新式陆海军和兴办军事工业开始的 ,从1 9世纪 70年代后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些经济活动 ,虽然带有极其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 ,其结果也没有给清政府带来“富强”,但是 ,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特别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 ,直接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并起了扶持和保护的作用     

试论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时期政府招募私人资本创建中国近代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其中,"官督"是政府职能的行使,以督察企业内部的矛盾,并对企业加以扶持和保护;"商办"则是由商人出资认股,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且自负盈亏。官督商办是历史的选择,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官与商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但后期随着"官督"的加强,官督商办企业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并逐渐被商办企业所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官督商办酿苦果——有关开平煤矿被英商骗夺的思考

20世纪初,作为洋务企业典型之一的开平煤矿被英商无理骗夺,成为中国近代涉外经济纠纷中极为屈辱的事件。以往学者在痛斥英商欺诈行径的同时,更多的是笔伐时任开平矿总办的张翼。本文则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它是官督商办这种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官督商办—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制度瓶颈

官督商办实质上是晚清政府控制和利用私人资本的官办形式。官督商办企业没有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官商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去分割企业,而不关心企业的前途命运,从而使官督商办企业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并严重阻碍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迟滞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     

从轮船招商局看中国近代股份制的兴起

股份制最早起源于西方，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传入中国。中国近代自办股份制企业开始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１８７２年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为标志。继轮船招商局试办成功之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掀起一股投资兴办股份制企业的热潮。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近代股份制的产生是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企业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没有完全体现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的经营原则，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从近代企业制度的角度观清末铁路“商办”政策的失利--以商办川汉铁路公司为例

基于近代化的需求,清末中国开始了铁路建设。商办铁路借收回利权而兴起,成于实业救国之潮流,但川汉等商办铁路历经数年仍未开工建造,并在清朝最后数年的商办期间表现出种种弊端,使得商办铁路成功的希望渺茫。在资金筹集上来源的单一,资金管理上士绅化带来的混乱以及企业内部“官本位”的始终存在,最终导致铁路“商办”政策的失败,反映了清末时期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的存在问题,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企业制度的特点。     

近代中国第一次“公司热”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兴办公司的热潮。然而,“公司热”不久就消退了。分析其内外在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制不健全。公司经济是法制经济,公司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条件,如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公众的股份意识等,更离不开完备的公司法对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规范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历程

公司制度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而传入中国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产生了第一批公司，这些公司实行官督商办，产权关系不清晰。甲午战争后，民营股份有限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无限责任股份公司等公司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公司制度的确立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社会经济建设的面貌，而公司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家族化倾向、集权化管理等弊端。     

略论官督商办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

<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开始主要不是由私人资本创办，而是采取“官办”和“官督商办”等形式。尤其是官督商办企业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更是创办各种民用工矿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研究这类企业的产生是探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一个重要课题。学术界已有不少著述对这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对官督商办企业产生的历史条     

略论晚清官商企业的创建及其影响

官商企业在晚清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官商企业产生的种种现实条件,努力探寻官商企业产生的历史根源,从一个角度揭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曲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