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

汉赋的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但过去的认识多局限于文体特征方面的源流考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结合当朝士人的创作实际进行分析考察,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实为赋体起源与赋体天生气质、特定时代以及作者群互动的一种结果.     

两汉学者的屈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汉时段,出现一个独特的理论内容———屈骚批评,即诸多学者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各抒己见,发表评论,做出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客观上呈现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辩态势,形成了较早的学术探讨热点。其中的学理与情趣饶有兴味,反映了汉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文艺观念与生命意识,值得当下学人深思和借鉴。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论辛弃疾词的屈骚情结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曾言屈原之功“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辛弃疾亦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他们都是具有实际政治才干的伟大时代歌手,相同的国难际遇,一致的爱国深情,以及同样的救亡图存奋斗之路,使他们都具有坚毅的自信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器大者声必闰,志高者意必远”,辛弃疾受到屈原“爱故土、求美政、哀民生、修美德”精神品质的熏陶感染,其词具有浓郁而深刻的屈骚情结,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船山词的“屈骚”情结

船山一生孤忠爱国,其词嗣响屈原《离骚》,体现出浓厚的“屈骚”情结,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屈原《离骚》的倾慕;抒发爱国深情,塑造崇高人格;香草美人手法的运用。     

诗行间的生命吟唱——屈骚语言艺术解读

屈骚鲜明的语言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缘情重丽的特征。比兴、设韵、错落、对偶、铺陈，以及语气助词“兮”和结篇所用“乱”皆使诗篇形式华而，情长意绵。其语言艺术与中国传统诗词也有着诸多共通性，并且表现出国人共同的诗歌审美心理特质与情趣追求。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论屈骚的审美特质

屈骚作为“衣被辞人,非一代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现象,具有其独特的审美意识。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屈骚的审美特质,分析了屈原的美学精神,并深入探讨了这种精神形成之原因。     

屈骚性恋原型的渊源及功能

楚地巫文化中"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祭仪中的性别搭配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娱神方式。屈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产生于楚地的巫文化,与这种娱神方式密切相关,可以称之为性恋原型。性恋原型在与祭歌关系密切的《九歌》中表现为潜在的性恋结构模式及哀伤的情感取向,这种结构模式和情感取向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了《离骚》,以及《九章》部分作品的情感表达甚至审美特征。正是这种原型的运用,使建构于楚文化的屈骚之"发愤以抒情"具有"同时用千万人的声音说话"的强大召唤力、感染力。     

屈骚对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湖北文人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仿骚写作现象,文士们在诗歌命题、句式、词语方面袭取屈骚的体貌,在意象方面青睐"香草美人"和"鬼神",在抒情方面继承多忧善怨的特色,在价值方面延续了屈赋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清时期湖北文人的诗歌创作之所以明显受到屈骚的影响,显著的原因是他们崇拜屈原,皈依屈骚,对屈骚的传承和发展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有意识地继承屈骚的传统和精神。明清时期湖北文人的仿骚写作为诗坛画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刘安评屈骚辨——兼对《史记》引刘安语的认识

刘安评屈原的《离骚》之语历代研究者多有征引。该文首先分析了此语所体现出的以经说《骚》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后来的影响；其次又结合先秦和汉初道家著作中常用的一些概念，剖析了此语的本意，认为刘安完全歪曲了屈原；进而据以分析了《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此语的有关问题。     

传统屈骚批评方法的现代转换

屈骚批评传统久远而源远流长，传统屈骚批评自汉代起便与儒学和经学结缘，批评家多服从政治伦理的评价，以思想内容的好坏、政教作用的大小来衡量屈骚，用汉儒说诗的理论和引此比彼的方法着力于对其思想内容及价值取向的挖掘，而对楚辞独具的诗义和艺术手法均有所忽视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歪曲。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局限是古代屈骚阐释中最为显见的不足，对于传统久远而日益沉滞的屈骚批评而言，新的批评方法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新的方法终于在清末民初隐然成形。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屈骚翘楚 渊明知音──陈怡良教授的学术成就

陈怡良教授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屈骚研究及陶渊明研究,他著述不辍,在这两个领域出版多部专著,并发表数十篇与这两个领域相关或接近的单篇论文。在这两个学术领域,陈怡良教授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均有很大的影响力,国际汉学界也非常重视他的学术表现。     

戴复古接受屈骚精神的途径及意义

戴复古曾师从陆游,人生理念自然受其影响。戴复古与杜甫也可以说是心神感契,他的诗歌美学思想承祧杜甫现实主义诗美精神一脉而来。杜、陆二人又都极力弘扬屈骚精神。可见,戴复古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近承放翁,远绍杜圣,溯源屈子。这一诗性精神使诗人的创作在表现自我人生感受的同时,更纳入具有充实社会内容的抒怀轨道,而在屈骚精神相对缺失的南宋年代更显珍贵,从而表现出极强的历史传承性。     

浅探《国风》与屈骚章法的不同及原因

《诗经.国风》篇制短小,明确分章,多重章叠句,也有少量不重章的诗篇;屈骚体制中、长篇浑然一体,表面看几乎无章法可言。本文试从其章法的变化规律中探究其成因。     

宏观研究与微观考辨相结合的典范──《屈骚探幽》述论

《屈骚探幽》是赵逵夫先生十几年来呕心屈赋研究的一部代表性成果。如果说他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对屈原的世系、行踪、思想、主张、创作、交游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方位考察的话,那么,《屈骚探幽》则主要是从文艺学、美学、阐释学的角度对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作了立体式探索。     

浅谈屈骚美学的人格美

儒家思想是屈原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屈原发展儒家美学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精神。理解屈骚美学应从人格美、情感美和艺术美这三个方面来阐释,本文先来谈谈人格美。     

屈骚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创新与发展

屈骚对我国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发展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一般论者大都局限在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方面,笔者认为,屈骚对《诗经》比兴手法最大的创新与发展则主要表现在比兴象征上,特别是在比兴象征形象、比兴象征构思、比兴象征范围和比兴象征传统等方面都作了突出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