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着塑造敏感女儿的“大度”

晚上，吃完饭，我在厨房收拾碗筷，女儿在餐桌旁煞有介事地给我“打电话”，这是她和我之间经常有的节目，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对着话。一会儿，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小家伙跑出去从我的包中翻出手机，作为道具，拿在手中继续装模作样地给我“打电话”。正说得起劲，只听“叭”的一声，手机掉到了地上。我过去捡起来，看看没事，沉下脸，一言不发地把手机放回包中，回来继续收拾碗筷。女儿见我不理她，就跑了出去。     

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堂革命”的思考

本文从提升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出发,厘清了“课堂革命”的内涵及“课堂革命”的必要性,并针对现行课堂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要以教师教育教学理念转变的“心灵革命”为引领,采取“内容革命”“方法手段革命”以及教师自身的“学习革命”等措施,回答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如何进行“课堂革命”的问题。     

施复亮“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

施复亮是国共合作实现之前较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从1922年成为跨党党员起就开始接纳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他开始涉足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国民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革命前景的判断失误．他选择留在国民党继续奋斗。从此，他以大量的精力研究三民主义并形成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施复亮“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以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复活“革命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以挽救中国革命为最高宗旨，寄托着施复亮探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全部希望。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胡适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河北革命老区“普九”工程研究

“普九”是我国跨世纪基础教育领域的重中之重,革命老区“普九”工程任务艰巨,因此,师资培养应向革命老区适当倾斜,以加快老区教师队伍的培养与提高,促进“普九”早日达标.     

“革命”的负面化与民初政争形势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自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运动虽有经历高低起伏,但"革命"本身作为一种信仰,已拥有当然的合法性。揆诸史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辛亥革命结束后,国人"革命"情绪急遽消退,由竞言"革命",转为讳言"革命",以至忧心"革命"再起。"革命"形象的迅速负面化源于国人对"革命"的认知,也与旧官僚及立宪派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而革命党人未能挺身为"革命"辩护,加速了"革命"信仰的失落。革命前后国人对"革命"态度的强烈反差,说明"革命"尚未成为国人的"集体信仰"。在"二次革命"中,革命派已不得不为"革命"辩护;而在护国运动中,护国军非但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第三次革命"的旗号,相反,竟然声言起事非革命,乃为反袁氏复辟帝制制造革命,即为"革革命"。这些都说明,当时国人眼中的"革命"更多地还是类似于传统的改朝换代,故被许多人视为"暴力"、"破坏"的代名词,民国成立,其合法性亦不复存在。     

“颜色革命”冲击下的独联体

“颜色革命”使独联体国家陷入了复杂的境地，西方力量大规模进入独联体，将形成多种势力并存的格局，独联体各国的国际政治立场变得模糊不清，独联体将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和动荡期。     

近十年来革命“样板戏”研究述评

革命“样板戏”将是人类文学史与精神史永不过时的话题。近十年来(1996-2006)学界关于它的研究视野、思路与深度进一步有所拓展。研究对象集中在文本、剧场与电影。研究路向主要包括创作思路、观众研究、艺术分析、思想主题、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方面。对“样板戏”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得失进行评价、对未来走向进行预估,有利于建立新的研究基点与平台。     

政治社会学视野中的“革命”——兼述西方话语中的革命研究

革命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讨论议题,从其概念、原因解释及结果评价等内容简述了革命的既有研究观点。由于影响革命生成的变量因素多元性、革命结果的复杂性,以致于任何革命研究理论试图全面对革命予以解释都会受到非难。而正因此,在西方,关于革命的研究形成了多元的理论解释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     

同样是“打”“打”法不同

汉语的“打”字可接不同的词构成不同的表达，如“打电话”、“打篮球”等，但同一个“打”字，在英语中却有不同的译法，形成丰富多彩的表达。[编者按]     

柬埔寨的“革命”

1960年9月,柬埔寨“高棉劳动者党”成立,1966年,该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波尔布特多次访问北京,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等理论,康生向他传授铲除内奸的“理论”。“文革”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文章。波尔布特认为,共产主义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的不彻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做“彻底的共产主义”实验田。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本文在概括苏联20年代党内两场重大斗争的基础上,指出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实现现了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为基础的左翼反对派的诸多政策主张.本文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以经典理论同迂回过渡理论的“揉合”为基础,以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矛盾和严峻的国际形势作为内外条件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的弊病只有经过曲折发展后才能被认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说明落后国家绕过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前期必然是十分曲折的,但仍不能因此否定这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更少曲折、更少痛苦、需时更短的道路.     

打造高职“金课”,实施“课堂革命”

打造高职金课,不仅要求课程的高质量教学,还要担负起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这是一场以课程质量为核心的课堂革命。实施课堂革命就是重塑高职课堂,围绕课堂教学各环节进行全方位梳理、设计和改革,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有效落实深度学习理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切实完成双高建设任务。     

北京与晚清的“阅读革命”

从晚清中华民族为了救亡与生存的不断抗争,到如今迈向伟大复兴之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先后掀起了数次带有民众启蒙性质的"阅读革命"。北京因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历次"阅读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北京在中国晚清"阅读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表现,对于促进当今北京地区的阅读文化发展,提高人们阅读能力,增强居民文化素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爱读书勤学习的良好风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革命动员视角下的“神权”崩溃——以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心

作为旧社会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之一,“神权”不仅影响到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观念,而且直接阻碍革命动员的开展。自土地革命开始以来,中国共产党即在苏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神权”运动,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这一政策加以适当的调整,从而满足了苏区革命动员的需要。     

“告别革命”历史教科书的三大缺陷

上海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战争、革命和王朝更迭等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弱化，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     

论“五四”语言革命的意义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语言革命。这场语言革命的先驱人物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不仅批判旧文化,而且呼唤新文化,创立了一代新的语言符号系统。语言不仅仅是思维与交流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就是本体,就是基本范式,它是人类一切交流工具的元命题,是人的生存本体所拥有的基本范式之一。语言革命的结果,不仅创造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文学,同时通过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宣传,将“人”从君权、神权和旧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语言革命,不仅当时受到保守派的非议和攻击,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曾两度出现过对“五四”语言革命的背反和否定。     

“颜色革命”对民主化影响

民主化不等于民主,民主化表示的是一个通向民主的过程,而民主则是一种既成的状态。关于民主化理论,西方学者有很多论述,主要的就是罗伯特?达尔与塞缪尔?亨廷顿,在此所讨论的民主化是由亨廷顿提出并界定的概念。1974年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并没有随着亨廷顿《第三波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于1991年截稿而终止,相反,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化以“颜色革命”、街头抗争和互联网政治的结合这种新趋势展开,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展开,给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引人深思。民主化的新趋势主要以“颜色革命”呈现世人,但也在发展中国家中出现困境,需要加以分析。     

澄清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误解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变革。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主体是指具有认识能力的理性存在者,他是信息的发送者,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客体在主客关系中被动地接受信息,主体客体的位置不能换。而在康德哲学中,对象要去符合的知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在认识客体时所使用的知识,而是人在认识客体之前就拥有的先验知识。作为经验存在者,对象必须去适合的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这种先验存在方式,即先验知识。一切现实的对象都是先验知识构造的,这样,先验知识就成了本原,对象就成了派生物。所以对哥白尼式革命不应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解读,而应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