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在＂为政以德＂中,＂德＂具有崇高的道德、无为的智慧、坦荡的勇气三种品格,而不仅仅指＂道德＂。＂为政以德＂的对象是官员而非百姓,这句话也不是主张＂德治＂的落后理念,而是关于政治道德运行规律的先进理念。＂为政以德＂提出了对政府的高尚之道德、无为之智慧、公开之勇气的三重要求,这三条正是评判现代政府合法性的标准。＂为政以德＂虽然提出了两千多年,但不是古董,而是极具现代性,其现代性的意义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能被挖掘出来,显示了孔子政治哲学的前瞻性。     

儒家德治与权力之治的契合

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主流思想,儒家德治理念形成了中国道德至善的优秀文化,但儒家德治是在西周君主天命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延伸的,君主依托＂天命＂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特权,从而决定了＂德＂的走向,形成了古代＂有权即有德＂的政治与社会局面。君主拥有特权以及导致的不平等,本身是与＂德＂相违背的。     

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定”

任何一种制度的安排,都应该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中西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西方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人性恶论基础之上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制度高于人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则是建立在人性善论基础之上的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人性优于制度＂。＂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中西＂德治＂与＂法治＂不同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设计。＂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了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儒家文化中的人性本善假定从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的角度看,固然提升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豪感、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凝聚力,但却对中国政治发展也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参照西方的宪政理念与法治经验,方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周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命题及原型意义

以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崇孝尚友为基本命题结构的西周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以德为纲,融宗教、道德、政治为一体,在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上具有典型的原型意义：其＂天难谌＂诉求＂以德配天＂,开启了中国德治主义原型;其对礼的创造性转换,确立了中国典礼制度原型;其作为传统文化的形成基础衍生传统道德规范,构筑了道德纲领原型。探讨作为原型意义存在的本土化的西周政治伦理思想可为当下政治伦理体系建设提供原型指导,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渐进对接中实现政治伦理思想的＂原源之辨＂。     

略论德治和法治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德治”强调“德教为先” ,涵盖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德治为本” ,“德教”是“德治”的基础。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关键是加强公德建设 ,充分保留道德的“衡平空间”。德制法治 ,相辅相成。     

社会背景与时代动因：道德领导与大学“德治”

当前对于大学道德领导与＂德治＂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从社会背景与时代动因的角度分析：经济社会的＂道德缺失＂引起了人们对道德问题的反思;行政管理中的＂道德缺位＂引起人们对＂以德治校＂的重视;大学道德的退化与大学精神的衰微是大学＂德治＂的时代动因;当代思想家＂德治＂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探索,引导我们步入新的视阈;大学治理的当代困境是＂德治＂的现实需要。     

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转换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德治思想,主要包括修德配命、敬德保民、为政以德、仁政爱民、民为邦本五方面内容。儒家德治思想为德法并举治国方略提供了思想资源,为加强执政伦理建设提供了启示,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道德教育。推进儒家德治思想现代发展,要在德治取向上变重义轻利为义利并重,在德治目的上变君主专制为民主政治,在德治内容上变旧道德为新道德,在德治方法上变人治为善治。     

“理性”的“德感生活”——浅析冯友兰《新世训》的现代启示

德感生活是儒家生活哲学的定名。道德理性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活哲学的轴心与本质要害,因此从这意义上说,儒家德感生活观念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或模型。然而在现代的情镜中,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弊端限制了其现代开展。冯友兰先生在《新世训》中关于理性与道德的各自区分,对传统道德观念进入崭新生活世界——德感生活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孔子的正名思想新义对以德治国的启示

孔子将名实关系问题的研究引进到社会政治伦理领域，指明了先秦名学的核心问题。孔子希望通过正“名”的责任和义务，以正政，正伦理，实现“民无讼”的大同社会。正名的宗旨是建立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其关键是正君心，实行德治，建立德主刑辅的一种高效的管理机制。面对当今社会中种种不道德行为，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我们应吸收孔子正名思想中合理的积极因素，加强道德建设，从而唤醒一部分民众内心已经泯灭的道德良知。     

《红楼梦》的叙事模式新论——“借情言政”与“借政言情”的互化

在《红楼梦》的书写中,＂情＂与＂政＂是作品着重表述的两方面。这两方面不仅是作品书写的本体,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作品的书写模式。但解读者历来侧重对＂借情言政＂模式的探讨,而忽略、乃至有意淡化＂借政言情＂模式的重要性。从《红楼梦》文本描写的内在性特征及＂作者本意＂的相关表述看,作品主要是演绎诸＂异样女子＂之＂闺情＂、＂爱情＂,可见＂借政言情＂模式对作品书写内容与叙事格局的重要性。它与＂借情言政＂的交织与变幻,从而构成《红楼梦》的双重叙事格局,为客观研读文本内涵提供了可能。     

社群主义的道德观

社群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在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群主义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善优于权利”。把社群主义道德观放在对比视野中对社群主义道德观进行系统的梳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给以深入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社群主义道德观的深入理解。     

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对王安石散文的渗透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道德与政治的整合性；二是人冶主义的内涵。王安石的散强调个人品德修养的政治性目的和社会伦理规范是政治运作的基础，体现了政治思维的道德与政治整合性特点；主张施仁政、强调皇权政治和为政在人，其政治思维的人治主义内核得以鲜明地体现。于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对王安石散的渗透。     

政治哲学中的人性思辨——对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人性观的比较与解读

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各站在不同的人性论观点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观点。马基雅维利以现实主义为原则,认为人性本恶,主张区分开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卢梭则在至善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契约理论以实现其道德理想国的建构。两者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同、落脚点相异,所导致的结果也自然不同,带给了后期的启蒙哲学家以无限的理论启示。     

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官员的德行操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关乎立国安民的大局。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官德,留下了丰富而成熟的官德思想。纵观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可以发现其对忠、公、廉、勤、学五个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官德思想有其积极性,具体表现在促使了一批清官廉吏的产生、维护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促进了社会道德建设。中国古代官德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重自律而轻约束、官德缺少现实的感召力、包含有不少权术等。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对当今官德建设有一定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修身为本、德法并重、树立榜样三方面。     

道德的起源和目的:从个人道德需要看

道德起源于社会的道德需要，亦即起源于社会存在发展之需要；个人道德需要——亦即完善自我品德的需要——则起源于道德，是道德被遵守从而得到实现的途径和手段。因此，道德的起源和目的只能是他律的，只能是为了道德之外的他物，亦即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而不可能是自律的，不可能是为了道德自身、为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这就是被道德的最为深刻的本质——道德和美德是一种必要恶——所决定的道德起源和目的之客观定律。     

道德发展的阶段性及道德冲突

纵观伦理学史,对道德的研究始终未能超越自身的体系,未能从另一个学科角度进行探究。从政治哲学角度,以个体和群体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核心,可以对作为社会基础的道德问题进行新的解析。善作为道德的核心概念,是内化于个人自身的符合合群性要求、实践可使个人获取幸福的系列规则。而规则是变化的,据此可以将人类道德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封闭性道德阶段、多元化道德阶段和开放式道德阶段,三个阶段各有其政治学特征。还需要提出生命轮回的观念,希望扩大道德效用边界,消弭人类社会的道德危机和道德冲突,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宪政民主:提高国民总体品德的主要方法

所谓"宪政民主",就是遵循名副其实的宪法之指导原则——自由与平等以及人道与公正诸社会治理道德原则——而受其限制的民主,因而也就是保障政治清明和德福一致而防止政治腐败和德福背离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政治清明和德福一致的普遍的必然的根源。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宪政民主,那么,该国的政治必定清明,国民的德福必定一致,他们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动力和愿望必定强大,最终形成国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因此,宪政民主是提高国民总体品德的主要方法。     

论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 ,以德治国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是对传统德治的继承与弘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崇尚道德的传统始终不能舍弃。由于传统德治有其历史局限性 ,因此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不是传统德治的简单复归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 ,在原则上和内容上对传统德治的创新发展     

难以停息的战争——简析堕胎争论和美国国会政治斗争

堕胎问题是当代美国最为敏感的话题,关于此问题的分歧造成了社会的极端分裂。堕胎争论的激化,日渐渗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政治生活。国会政治是堕胎争论所影响的美国政治生活的焦点和中心。本文通过对1973年以后国会中与堕胎问题相关政治斗争的回顾与分析,得出结论:在美国政治活动中,国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政治斗争被堕胎争论所主导和影响,堕胎问题也成为国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堕胎争论使得与其相关的国会政治斗争变得对立、广泛而多变。国会也因为自身的结构组成使以堕胎争论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愈渐复杂,而美国政体中的其他部门和社会团体也与国会的这场政治斗争相互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言语道德

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达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对言语行为加以更有效的规范与控制。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也有了新的发展。对这些环境进行优化,除了依靠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以外,还需要从道德角度加以阐释和管理。另外,实现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也都需要言语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