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探析

语言政策是处理和解决国家语言问题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体现着国家对语言的根本认识和态度,也蕴含着国家意识、社会价值取向等诸多重要内容;国家意识是一个人或集体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这种"认同(identity)"既可来自于自我的认知意识,也可来自支配性制度;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紧密关系;本文以韩国"国语醇化"政策、汉字政策以及"韩国语世界化"政策为切入点,分析探讨韩国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社会认识论:知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

作为一种自然主义的进路,社会认识论处理的是围绕着知识过程及其产品的组织而展开的诸多规范性问题.换句话说,它是要在我们如何认识以及认识什么的基础上.致力于应该如何认识以及应该认识什么方面提供指导.这个题材相当于实用主义哲学家通常所说的"探究引导",以及今天的读者可能看起来是科学政策的抽象形式的东西.社会认识论取得了超出其它知识理论的进展,因为它重视这种情况,即生产知识的行为人不仅体现为个体,而且还以集体性的方式嵌于某些在相当大的时空范围上扩展的、可以具体指明的关系之中.并且,对于社会认识论者来说.知识的目标是需要确立的,而不是想当然的.诸如"有效性"、"可靠性"之类的语词.甚至"真理"一词本身都没有涉及探究行为的目标.它们只是涉及探究的诸多约束,以至于仍然留下很多有关知识的目的的问题悬而未决:应该生产什么种类的知识?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知识政策要抓住的是那种对付这些问题的活动,而这些问题往往被常规的科学政策所忽视.     

"集体性知识":中国教育改革解释框架的再叙述

"集体性知识",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种解释框架,更多是看问题的整体视角:从整体关照的角度,凝视精神产品生产方式对社会活动、对群体间的关系、对人的精神状况所形成的错综复杂与跌宕纵横;更多是一个过程:以某些特殊方式,诠释教育改革的不断阅读、重新发现、一再开始;更多具有方法意义:构成最一般的分析背景,是理论构想的来源与经验研究的实际范域.在这样的理解下,知识、集体、理论资源也更兼备丰厚与拓展的性格.     

责任群体:教师群体中的一种可能存在

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大量教师参与,这种参与不仅是对教育改革的理解,而且要有相应的教育行为投入与教育行为改变。伴随教育改革的发展,脱颖而出一大批名师,并由此可能生成一种责任群体,且可能具备相应的责任表达。作为教师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教育改革的作用不容忽略,解读这类群体,或许对认识教师群体的诸多复杂有所裨益。     

“建构主义热”的冷思考

建构主义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学习的建构性和认知主体的主动性,从而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一种主流理论,中国教育界也掀起了研究建构主义的热潮。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建构主义,不可能与中国教育天然融合,加之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因此,中国教育需要理性应对建构主义。     

论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改革观

郭秉文"四个结合"的高等教育改革观强调的是适应与平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他以洞明世界之潮流、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为视野,以倡导国民之文化、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为目的,以平衡协进、借鉴融合为方法,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中国教育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确提出自下而上的学术自主的改革主张,希望中国大学担负起发展文化的责任,提高中国大学在世界教育中的地位,并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一次有机融合与成功改造,形成具有独特性且比较系统的高等教育改革理论。郭秉文"四个结合"的高等教育改革观对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建构主义热”的冷思考

建构主义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学习的建构性和认知主体的主动性，从而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一种主流理论，中国教育界也掀起了研究建构主义的热潮。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建构主义，不可能与中国教育天然融合，加之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因此，中国教育需要理性应对建构主义。     

“集体性知识”：中国教育改革解释框架的再叙述

“集体性知识”,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种解释框架,更多是看问题的整体视角：从整体关照的角度,凝视精神产品生产方式对社会活动、对群体间的关系、对人的精神状况所形成的错综复杂与跌宕纵横;更多是一个过程：以某些特殊方式,诠释教育改革的不断阅读、重新发现、一再开始;更多具有方法意义：构成最一般的分析背景,是理论构想的来源与经验研究的实际范域。在这样的理解下,知识、集体、理论资源也更兼备丰厚与拓展的性格。     

一种伙伴关系的建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供给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职业教育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提升职业教育资源供给质量和数量,保障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是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人才发展的需要。本文认为,可从社会(市场)、政府、学校、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五个维度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多维教育资源供给体系,以满足中国高职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需求;这种多维职教资源供给模式,其实也是一种"伙伴关系"的建构,它具有需求的迫切性和实践的必要性,也是发展职业教育良好合作机制的探索。     

中国模式和谐发展论——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考量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即构建合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中国模式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三种现实形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国模式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在动态的实践层面失衡现象的表征是国家自主性太强,社会自主性较低。我们需要通过增强国家的权威性,提高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最终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现实形态,从而推动中国模式和谐发展。     

晚清政治小说的时空想象

晚清政治小说以全新的时空想象,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模式,这种想象在时间上着眼未来,空间上着眼世界。中国文学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走向世界。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是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晚清政治小说国家想象超越这种小农的社会乌托邦。政治小说的直接功利性超过了它的艺术性,政治小说本身代表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没有贴近普通民众的想法,因此没有实现新民启蒙的最初目的。     

叶芝的爱尔兰神话情结

威廉·勃特勒·叶芝是爱尔兰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渗透着浓烈的爱尔兰情感和明显的爱尔兰因素,古爱尔兰的浪漫神话故事是叶芝诗歌萃取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叶芝对爱尔兰神话故事的运用有利于帮助爱尔兰人民族集体记忆的恢复,爱尔兰历史的重建,以及爱尔兰民族身份的确立。     

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和农民往往承载了沉重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和激烈的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学通过其深切的生存母题、隐喻模式、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在文化表述中的重复使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也是现代中国人接续文化传统、连通集体意识、呈现现代困境和政治忧患的重要途径。将文学性的乡土叙事与民族志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基于“写文化”层面的跨学科凸显和“修辞”研究获得的科学性地位．通过清理乡土诗学与文化政治、乡土叙事与民间经验及“民族一国家”想象的细微关系,有助于理解、解释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幻象”及其“诗性逻辑”。     

中国想象与抗战文学的价值建构

中国形象的建构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自我建构。抗战文学负载着完成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和话语实践的重任。其文本的符号表意系统呈示中国形象的可能性形态及精神表征:重"群体"的集体主义情怀、崇尚生命"强力"的革命意志。抗战文学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地理的绘制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构建,确立了自身现代民族"主体性"工程的现代性意义。     

个人想象与集体意识交织着的民族共同体--严阵诗歌中的中国形象

诗歌中的“中国形象”,是诗人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是个人想象与集体意识交织着的民族共同体形象。严阵诗歌中的中国形象既有与时代集体“共名”的特征,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色彩。在严阵的诗歌中,中国形象与时变化地呈现为“革命和浪漫”、“欲望和沉思”和“自信与期待”等形象,并相应地采用“飘扬的红旗”、“醉人的红酒”和“怒放的红花”等意象来喻指。严阵诗歌中的中国形象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莫言小说中的病态隐喻

莫言小说中的神秘意象、奇诡想象带有病态化审美趋向,这历来是评论家们争论的焦点。莫言小说中的病态化审美倾向是民族集体文化心理积淀而成的一种审美范畴,同时也表征了鲁迅沉痛批判国民性的小说精神的遗失。另外,莫言在文人商品化的过程中,对＂写什么＂、＂为谁写＂、＂给谁看＂问题的矛盾之处也成为其病态化审美倾向的渊源。     

对“乌托邦”和“集体性”的诉求——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空间想象

该文通过比较巴赫金狂欢理论和其他理论家论述中不同的广场意识,阐释巴赫金眼中的狂欢广场独特的空间品质,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意味。该文还认为,这些对城市广场的刻意变形并不影响狂欢理论的现实有效性。巴赫金将广场从城市中剥离出来,赋予它乌托邦性质,从而实现广场的革命想象。此外,巴赫金还排斥了封闭的房间,强调了广场的开放性和置身其中的人的集体性。广场、乌托邦、集体相互印证,在巴赫金眼里,狂欢节的空间形式包含了人的生存根本。     

社会进化的逻辑——文明的博弈论诠释

哈定(G.Hardinn)提出的公共地悲剧反映的是每个人从自己的理性出发而造成的集体行动的悲剧,它说明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冲突。就社会总体而言,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集体行动悲剧的威胁。社会的进化就表现在经由"公共产品"与"道德",对集体行动悲剧的克服上。这就是社会进化的或文明的逻辑。     

Rise and decline of education system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state

If by ‘education systems’ we understand institutional units, constituted by common legal provision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curricular goals and value foundations, the current period signals their decline. This indicates the decline of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which has characterized the political map of Europe for 300 years and gradually expanded to the other continents. Therefore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ir ‘state‐bound’ constitution must be identified as a category of ‘organized space’ within a given historical period—and not as a perpetual phenomenon.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points the way to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spaces’ in periods preceding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It helps to identify the current stages of transition, indicated by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spaces’, the expansion of private sectors,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globalizing markets into the ‘knowledge society’.     

社会学视域下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该文通过论证认为,埃米尔·涂尔干首次将实证主义社会学引入道德教育领域,为现代道德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新思路。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是高于个体的现实存在,同样也是个体道德的塑造者,道德起源于社会,并归属于社会,任何脱离社会集体而谈论个体道德的研究都是片面的。他认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理性和自主的社会个体,并以此提出学校德育论。涂尔干的社会道德论述为国内现行德育模式提供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价值参考和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