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族群视域中的新月派

本文在现代中国留学族群和留学文化的全新视域中 ,分析了新月派作为“后五四时期”美英留学群一个次属文化族群和文化派别的相关性质、取向、品格和历史地位。作者强调指出 :新月派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派别 ,而是一个以五四前后美英留学者为主体的留学文化族群和文化派别 ;美英留学教育和文化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新月派思想、文化、文学的选择 ,而且赋予新月派乃至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文学非常明显的多源与多元互动展开的倾向和特征     

"新月派"的形成及理性精神

新月派是20世纪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但对于新月是否成"派",连这个派别里的重要人物徐志摩、梁实秋都曾予以否认.从前期的沙龙新月社到之后的以<新月>杂志为核心的新月派知识分子,新月诗派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贯穿始终的由沙龙新月社种下的"自由"、"理性"精神却一直不变,这是"新月"所以成"派"的重要原因.因而成就新月派的不是口号、不是其组织形式,而是它的精神.融合中外文化而又自觉皈依传统的文化、文学的自觉意识,是新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留学视域中的创造社与新月社

现代中国的留学族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创造社与新月社是两个较为清一的由留学族成员组成的文学社团,因为这两个留学族社团成员的留学地域不同,所以两个留学族社团在结社状况和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现从结社状况和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的比较出发,对中国现代留学族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乃至对中国社会引起的巨大影响进行探讨。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晚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这意义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废除科举制度,使士子诵习的“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失却了其既有的效力,促使他们的文化立场逐步移位于国家民族的基点之上。废除科举制度对五四文学发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提供了巨大的公共空间。其二,促成了晚清历史上第一次留学生热潮的形成,为留学生获得世界化视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留学归国的学生成为五四文学发生最为重要的驱动力量。其三,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对作为启蒙救亡工具的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认同。总之,科举的废除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个分水岭,标示着人的知识结构转型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清末民初两代人知识结构的转型,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型。这便形成了五四文学发生之际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并没有从主导晚清文学的文学家中产生,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青年”。     

自觉选择 全面辐射──中国新时期文学与西方现代派

与五四时期相比,新时期作家借鉴吸纳西方现代派文学呈现出高度的自觉性。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坛全面渗透,并被中国化,表现为与新时期社会变革同步,与新时期文学主潮合流,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融合。新时期文学吸纳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成功经验将对跨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给予有益的启示。     

留学生涯对徐訏小说创作的影响

徐讠于的留学生活对小说创作的影响非常深刻。因抗战爆发没有完成的留学生涯和时局一起促使他走上全力进行文学创作的道路,成就了一个著作等身的小说家。在赴法留学之前,徐讠于大量涉猎了中国古典文学,尽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蕴和小说的表现形式。留学法国之后,由于受到法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浸润,他的文艺思想、文学主张以及政治信仰随之发生了变化。异域的思想特质和艺术表达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小说中弥漫着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味道。徐讠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众多的文艺思潮、文学理念有机地融合起来,二者以互补的方式在小说中散发出无限的活力。其小说综合了现代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审美风范,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凌叔华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流派

凌叔华在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以及京派的文学互动中．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并用创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这使她成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的代表作家。     

新月派史事钩沉与诗学新论

尽管新月同人一再否认自己有派,然而从他们的诗歌文化资源、诗艺主张、活跃时间、艺术阵地和彼此联系来看,新月有派毋庸置疑。新月派的前身新月社是一个松散开放的团体,虽未实现徐志摩戏剧救国的文化理想,却在客观上促成了他与闻一多及清华四子在新诗创作上的联手,由此正式形成了新月派。新月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据守北京,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试验格律诗歌,发表诗学主张;后期南下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诗刊》《学文》等杂志,发展文学之余兼及政治。     

论新月派戏剧思想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戏剧理论主张主要散见于一些戏剧理论文章和观戏随感散文,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新民族戏剧的构想;二是对戏剧本体的思想。新月派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超前的探索,对中国现代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古典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意且仍需深究的问题。在此问题框限之内,梳理学衡派、新月派与京派的家族类似性固然重要,但将"古典主义倾向"与"古典主义思潮"区别开来,以充分认识现代中国诸多文学现象之间的差异性,则是更能发挥其理论动力的关键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倾向体现为一种重视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均衡、节制的美学风貌,其主要承载者新月派和京派并未从根本上悖离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倾向构成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特殊表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与运动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试论CMO、LMO、PAO和VB之间的关系

离域分子轨道（CMO）、定域分子轨道（LMO）、杂化轨道（PAO）和价键法（VB）是结构化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CH4分子，对此之间关系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浅谈发展中国票据市场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信用制度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票据市场的不统一、票据功能的不完善制约着票据业务的开拓。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真实商品交易的交易性票据业务的基础上探索融资性票据的发行,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票据市场,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减负”问题一直倍受我国广大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减负”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个体素质教育成为焦点所在。从对“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落脚点等一系列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减负”需要切实变革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借鉴赞科夫的教学原则。对全体中小学生实施个体素质结构教育。     

“《论语》导读”教学策略探析

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选修课程“《论语》导读”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深入理解《论语》的阅读能力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度是它有别于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论语》选读”的主要方面.为达此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文本,注重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二元性与相关性.     

阶级阶层利益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

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存在阶级,就会存在阶级矛盾,它表现为利益双方的相互对立和依存.利益对立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便发生社会冲突,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利益依存凸显了矛盾双方合作的必要,双方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合法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双方相伴相生,相互依存,这就是阶级整合. 因此,阶级整合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立的边线--矛盾双方共同一致的利益,并随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边线的移动,这个边线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论遗失物权属规则的建立

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权属的规定排除了拾得人取得遗失物之所有权可能。建立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规则是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要求,是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要求,在实践中应该依照过错与价值原则确定拾得人遗失物所有权。     

党领导人大与人大监督党之辨析

党领导人大,人大接受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党对人大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即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一身二任,责任重大,惟有来自人民授权的人大对其进行监督,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性。着力培育和发展人大这种监督力量来实现对党的监督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最为可行和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