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抵货运动”之态度：以“济案”为中心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一次严重挑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国民党中央对这一民众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支持、领导到限制、禁止的转变历程。国民党支持该运动的目的在于利用＂民气＂,当其追求的政治目的实现后,民众运动的被抛弃势成必然。尽管国民党对抵货运动的禁止深受世人诟病,然此举亦有值得同情与理解之处。     

失控与管控：泣会秩序与抵制日货运动之兴衰

近代历次抵制日货运动期间,中国政府多有顺应和利用民众运动的意图,试图将民众抵货纳入掌控之中。随着运动不断激化,社会失序问题愈趋严峻,各级政府即须制止取缔抵货运动。失却政府的容忍或支持,抵货运动势必难以为继。     

从“民族主义”到寻求“话语权”的合理转变——基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市民群体分析

19世纪末,美国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华工的排华政策,作为回应,中国国内民众在商人阶层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空前的抵制美货运动。传统民族主义的分析认为这场运动是民族主义觉醒的良好表现,抵货运动也可以看作是国内民众对清末社会格局嬗变的回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市民群体逐渐兴起,不同阶层的市民群体在抵货运动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话语意识,作为市民群体成长的标志,在抵货运动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

日本纸张既系近代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也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中国机制纸业极其落后,进口替代指数甚低,进口的欧美纸张则价高而量少,抵货期间纸张供给不足导致纸价大幅上扬,甚至酿成“纸荒”,普通民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既有赖于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支撑,更须仰仗现代传媒进行深度动员,而新闻媒介又被迫购用日本纸张进行抵货宣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既与抵货运动本旨相悖,又与反日组织难以兼容,有限抵制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效力,并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的经济困境,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如何两全,依然严肃扣问国人的消费选择。     

荣家企业与历次抵货运动

荣家企业是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在面粉和棉纺两大行业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经营的好坏自然与企业主的经营策略有很大关系，但我们不能把企业与社会环境分割开来考察，荣家企业的经营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经营有道，但当时中国人民光涌澎湃的爱国抵货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荣家企业的繁荣。本将四次规模较大的爱国抵货运动入手，分析荣家企业与历次抵货运动的关系。     

浅议五卅运动时的公众舆论与外交

长期以来,对于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人们常常将注意力集中于“反帝”这一核心领域,却往往忽视了在整个事件交涉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公众之间所出现的互动关系。在当时,民众对不平等条约已极为不满,所以当“五卅”惨案发生后,舆论界立刻对北京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以强硬的态度进行对外交涉。不仅如此,民众还进一步呼吁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最终促使政府借此事件发起了“修约”运动。     

直省教育界反对毕业证书条例

谓不宜藉此敛钱1925年4月9日《晨报》昨直隶省教育会及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教育职员联合会特电执政府教育部,反对新颁之修正学校毕业证书条例,并函知该省中等以上学校,仍按旧例办理。原电照录如下:执政府教育部钧鉴:据本会委员陈之桢     

中国舆论与朝鲜三一运鼓

1910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朝鲜。1919年3月1日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民众发起了独立运动。作为中国舆论的代表,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对三一运动的起因和过程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对运动也给出了自己的评论。日本的残酷殖民统治是造成三一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三一运动的过程中,朝鲜民众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表达要求独立的意愿。三一运动遭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中国境内的朝鲜侨民采取了多种措施声援三一运动。北京政府对朝鲜侨民的独立活动进行了限制。中国舆论对三一运动的态度是同情和支持的。     

自利与爱国:国货运动中民族企业家行为与心态分析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大力提倡国货,开展国货运动以抵制洋货,发展民族企业。然而,提倡国货,开展国货运动更多的是出自民族企业家的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民族企业家把国货和国货运动主要是作为销售产品、赢取利润的工具。他们在抵货运动与抵货运动过后交替采用垄断高价和廉价竞争的机会主义定价策略以牟取利润。民族企业家之间的非正当竞争和国货团体的相互倾轧是造成国货运动运而不动或缺乏持久性的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对民众运动态度的转变探析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基于加强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的目的,奉行严格限制和镇压民众运动政策。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刻,民众爱国热潮再次涌现之时,国民党政府对民众运动态度也由原先的限制镇压向放开和支持方向转变。     

五卅运动的一个重要教训

1925年在我国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它对我国历史的影响至深且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群众都积极投身这场运动,历时数月之久,但最后并没有取得若何结果,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的组织.     

大革命中唐生智对湖南工农运动的贡献

在1925年至1927年湖南工农运动大发展时期,唐生智允许中共党组织及国民党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公开活动,为中共党组织在湖南的发展以及中共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生智的反帝反封建倾向和行为,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工农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生智率军北伐,横扫反动军阀势力,使湖南民众迅速觉醒,从而加速了湖南工农运动走向高潮。     

甲午海战前日本民众对华态度变化原因探析

甲午海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场倾其全力的侵略战争.这个向来对中国倍加敬仰的弹丸小国居然有如此大的动作,让从来不将其放在眼里的清王朝深感困惑和忧虑.古代中国国力强盛,科技文化领先世界.长久以来东亚文明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国家传播发展.无论是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模式还是科技文化都在日本民众心中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但近代日本民众对华态度从畏惧推崇到蔑视甚至侵略中国,让人始料未及.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更是深层次的.     

情感交互理智 历史对话现实——简评《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

201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将周石峰先生对中日抵货经济最新研究成果《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以下简称《历史困境》）,汇编于《民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初编第25、26册。     

“九·一八”事变后抵货运动之经济效果再审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严重挑衅。事变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关于日货进口额的锐减,抵制日货运动必然是其原因之一,然满蒙问题、日货走私及长江水灾亦为不可忽略的因素。故对于抵货运动之经济效果还应慎重考量。     

论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态度的转变

1925年底1926年初，苏联、共产国际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相应地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在以向帝国主义让步为特征的“喘息”政策的影响下，苏联、共产国际对广东政府北伐的态度也相应地经历了反对——部分支持——充满顾虑——全力支持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1925年“首都革命”述略

1925年11月,北京工界、学界发起国民大示威运动,掀起了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群众斗争高潮.当时,这一斗争被称为“首都革命”①.这一群众斗争是五卅运动的继续,是大革命时期北方革命运动高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群众斗争掀起高潮之际,中共中央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并发出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     

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

推行商民运动,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在国民革命新形势下开展的民众运动中的内容之一。但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整个民众运动的开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相对滞后。国民党起初之所以对商民运动不重视,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产生作用和影响,而是由于国民党自身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地位与影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甚至存在着某些偏见。随着民众运动的逐步进行和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动员广大商人,特别是动员中小商人支持和参加革命的重要性。这一认识在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比较集中的反映,并直接促使商民运动在此后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     

碰撞、选择与融合——略论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四大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四次政治运动中,西方传教士采取的态度不同。他们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明的内在冲动和资本主义鲜明的扩张掠夺性。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和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和融合。     

论抗战时期共产党的民众经济动员

抗战时期,共产党通过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开源节流措施减轻民众负担;通过减租减息、合作运动、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等解决民众的实际困难,提高民众的生产能力,从而成功地获得了民众在经济上对抗战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