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南山诗》之“易”象

<南山诗>是韩愈诗歌写景状物的代表作,首引后天八卦方位,以写南山位置之重要,又采汉赋之法为诗,诗中叠用五十一个"或"字,"或"句中连引<剥>、<姤>、<离>、<夬>四卦,以显南山雄奇之貌.韩愈本为儒家巨子,对易学熟稔于心,故本文试缕析<南山诗>中所引用到易学之"象",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援用八卦的方位,以凸显终南山地理位置的险要;二,受<说卦传>的影响,铺陈且化用易象而成诗中之物象;三,深悟<易>取象之精髓,<周易>多人心营构之象,故<南山诗>之物象多非实写之象,取其象征之旨;四,体察易学观物取象,参赞天地之神,契取易学日月同功之用,故整首<南山诗>充溢着雄浑的气质,与韩愈此时愈兼济天下的志气相符.     

魏源《诗古微》解说《国风》诗旨特色探微

在解说<诗经·国风>诗旨方面,魏源<诗古微>颇具新颖独到之处:一是注重<诗经>诗篇本意的探讨,否定<毛诗>美刺说,大胆解说爱情诗,有助于恢复<诗经>的文学审美;其次,魏源论诗注重地理风俗视角,但没有停留在泛论层面,而是和具体诗篇的诗旨分析密切相连;同时,魏源没有古今汉宋的门户之见,在吸收<毛诗>合理因素的同时,大胆采用三家诗说,广泛吸收宋儒诗说,可谓融贯群言,兼采各家诗说.     

《诗经》婚恋诗创作的文化背景

由于<诗经>婚恋诗多用比、兴,诗义隐晦不明,古代学者又多刻意求深,比附经义,故历代学者对<诗经>婚恋诗的解释分歧最大最多.欲准确读解<诗经>婚恋诗,首先要论世知人,了解<诗经>婚恋诗创作的文化背景,以便了解诗人的创作动机,以便正确地解读作品.<诗经>婚恋诗的创作时间长、地域广,存在多种婚姻形态与婚俗,而婚礼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婚姻形态的影响是不同的;<诗经>婚恋诗中多用比、兴,存在许多性爱隐语.读解、评价<诗经>婚恋诗要考虑这些因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望文生义,以偏概全,也不能刻意求深,过度解释.     

论严粲《诗缉》的以《诗》言《诗》

严粲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在其<诗>学著作<诗缉>中,他从<诗>的体例,对<诗>六义的认识和<诗句>对举几个方面来进行他的"以<诗>言<诗>",把<诗经>身上的经学性和理学性的"色彩"进一步削弱,故该书有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宋朝众多<诗>学著作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诗教理论的几个问题

诗教是中国上古时代礼乐制度的产物,最初它包含在乐教之中.自春秋战国之际礼乐崩坏之后,诗教才因其具有<诗三百>文本载体而获得比乐教更为突出的地位.诗教在西周春秋时期本为全社会的文化共识,进入战国以后才变为儒家的专利.诗教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从<书>、<礼>、<易>、<春秋>之学中受益,而且从诸子百家之学吸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先秦两汉儒家诗教观的生成,可以从<诗三百>文本解释和诗教思想理论建设两个层次去探讨.     

简论欧阳修《诗本义》对《毛传》、《郑笺》的批评

宋代<诗经>研究中,最早批评<毛传>、<郑笺>的是欧阳修的<诗本义>,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毛、郑字词训诂、章句解释等方面,同时对<郑笺>的以礼说诗、谶纬怪妄和改字为说也着力批驳,从而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新局面,并与对<诗序>的批评一起,开启了宋代<诗经>研究的疑古思潮.     

《御览诗》诗人选录简论(二)

<御览诗>是唐人选唐诗中唯一由皇帝钦命编纂而成的一个诗歌选本.因其选录的诗人多不为后世所知,故不为后世所重视且多遭讥评,但将<御览诗>放置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且与选家的审美标准相结合进行考察,其个中缘由均能得到解释,可以说令狐楚<御览诗>的诗人选录,较为公正客观的反映出元和诗坛原貌,从而为了解元和诗坛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也正是<御览诗>的价值所在.     

评孔融诗

孔融<杂诗>二首较有成就,为东汉诗坛增添光彩.<离合诗>和<六言诗>仅以"首创"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临终诗>则逼真地反映出他临难之时的思想情感.总体上看,孔融诗思想价值高于文学价值.     

钟嵘《诗品》赋论（一）——《诗》赋体系列辨证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杜诗详注》中的“释义”与“释文”

注疏发源于经部,而注疏自其创始之日起就不局限于解释单纯的字词,在<毛诗正义>中,孔颖达将单纯的字词解释称作"释文",将以疏通句义、抉发文旨为目的的训释称作"释义".同样,当将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追溯语源,寻绎典出定义为"释文",而将此外所引经史诗赋,以证诗意定义为"释义",就不难发现仇氏注释具有明显的"释义"倾向,仇氏之援引典故正为点明诗旨、申明杜义.     

“无心插柳柳成荫”——论《现代》杂志与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

探讨<现代>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编者在社会变动中采取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立场,大量译介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中的努力实践使得本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潮流的<现代>,却于"无意"中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潮的崛起.     

《七哀诗》考论

<七哀诗>是汉末的乐府新题,唐人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说:"<七哀>,起于汉末."据现有资料记栽,王粲始作<七哀诗>,但是否为其始创,无从考辨.关于"七衰"名称的含义说法不一,本文试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方面论证其含义,进而分析<七哀诗>内容的变化.     

孔子与《诗》

史料证明孔子删诗说难以成立,孔子与<诗>的关系是编辑关系而非著作关系.孔子编辑<诗>的标准除了思想内容之外,还有美学标准,并注重知识性.其编辑思想自然脱离不开他一生所极力倡导的"仁",并体现出中华一统的思想.孔子对<诗>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去其重"和"正乐".     

“内丹”道派与《西游记》在清代的文本阐释

"三教合一"是明人阐释<西游记>的共同视角,"三教"在清人对<西游记>的文本阐释中则有着从"合"到"分"趋势.其中,以内丹道派的观念阐释<西游记>有着从粗疏到精致,从支离到系统的历史进程,是清代<西游记>文本阐释中的主流,影响相当深远.本文以<西游真诠>、<西游原旨>为个案,参照<西游证道书>、<新说西游记>、<通易西游正旨分章注释>,切入内丹道派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内丹道派与<西游记>阐释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错千年的诗案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第一节<宋代文学的承先启后>中引宋初诗人滕白的诗:"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全宋诗>也将此诗收入滕白名下,诗题为<七绝三首>,其共同根据为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一书.笔者近日翻阅<全宋诗><杨万里集>,发现这三首绝句均为杨作,陈景沂收入<全芳备祖>时,误漏作者姓名,以至于错归后收在滕白名下.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阐释学视角下《诗经·褰裳》之诗旨

《诗经·郑风·褰裳》篇幅较为短小,字面意思也较为易于理解,但是其中却有一些不确定的解释,本文就是试图通过考察其“狂童”所指,进一步探寻其诗旨,从阐释学的视角解读诗意,发现其文本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稚><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干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从《御览诗》看元和诗坛风尚

<御览诗>为现存少数唐人选集的一种.编选者令狐楚在中晚唐之交的政坛、文坛上均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其奉诏纂进的<御览诗>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特殊地位和价值.从对诗歌体裁的选择、对诗人的选择和对诗歌的选择三方面入手,可以看到:<御览诗>虽多取大历、贞元诗人作品,倡导的却不是声浮气薄的大历风气,从其对气格和风情的追求上都体现出元和诗坛的风尚.<御览诗>可作为一个特殊的出发点来考察元和诗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