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五言诗的成就

阮籍以其卓绝的创作成就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力创作五言诗,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发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丰富了五言诗的情感世界;大量运用比兴象征,开拓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刍论中古五言诗发展的四次转关

五言诗生成于汉代,其后历经了四次重要的转关。初次转关是建安时代,五言诗完成了体制的定型,并超越四言诗成为文人创作的首要诗体,中古诗歌进入了五言诗的极盛时代。第二次转关是晋宋之际,五言诗在此际开始生发古近之变,诗歌逐渐脱离敦厚浑朴之气,崇尚俳偶与雕琢,五言诗由是走上了偏重形式美的由古趋近的律化道路。初唐后期发生了第三次转关,五言近体完成了最后定型,并成为唐以后五言诗创作的主要体制。杜甫从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对五言诗进行全面改造,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五言诗最后的重大转关。     

魏晋五言诗发展状况述评

魏晋时期,是五言诗的重要发展期.这个时期的诗学观念、诗歌题材、技巧和风格的每一分提高,都与五言诗的发展息息相关.将五言诗这种最初被看作俗体的新诗体,从民间引入文人诗坛,其终于成为诗坛正体的发展过程,实际就是魏晋诗的发展过程.     

魏晋五言诗发展状况述评

魏晋时期,是五言诗的重要发展期。这个时期的诗学观念、诗歌题材、技巧和风格的每一分提高,都与五言诗的发展息息相关。将五言诗这种最初被看作俗体的新诗体,从民间引入文人诗坛,其终于成为诗坛正体的发展过程,实际就是魏晋诗的发展过程。     

五言诗起源说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中,对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古人如刘勰、钟嵘,今人如罗根泽、梁启超等人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五言诗出于东汉以后的观点。本文旨在于各家研究的综述,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不能单纯判定五言诗成于西汉或东汉,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保守地认可其成于两汉之际。     

嵇康五言诗不受重视之历史原因探析

简要分析了嵇康五言诗不受重视的历史原因及自身特色。认为嵇康五言诗风格、格调与四言诗相似,同样都将抒写个人内心感受和情感作为表现主体,而在五言诗当中这种描写更加直接显露,显得"过于峻切",这与其峻烈个性及人生经历有关。     

五言诗单动词句中动词位置及其句式特点考察

试图对五言诗中的单字动词的位置及该动词位置下诗句的句式结构特点作一解剖,以了解五言诗在动词位置安排上体现形式的匠心与美。     

从虚字的用弃看东晋南朝五言诗风的转变——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中心的个案探讨

虚字在诗歌中的运用,特别是在近体诗中的运用,受到诗人与评论家的关注.而虚字在五言诗运用之初,受到关注较少.陶渊明、谢灵运为东晋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处于五言诗风的转变时期.从两位诗人在虚字用法上的不同态度,可以讨论两者五言诗的区别,并以小窥大,看待东晋南朝之际五言诗风的转变问题.     

南朝五言诗叠字研究

南朝五言诗中的叠字数量多且分布范围广，具有词义集中、表意丰富、音乐性强等特质，在丰富诗歌表现意蕴、增强诗歌节奏感与声情流畅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汉魏五言诗创作的重要标志，叠字的使用体现出南朝诗人对先秦诗歌、辞赋中词汇与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挥，也反映出南朝五言诗由古体向近体发展过程中的古律参差现象。     

深衷浅貌 短语长情——论汉代文人五言诗展现的诗人内心世界

汉未五言诗是抒情诗的杰作。在这些“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的诗篇中,不仅有以感伤“离别”为基调的“朋友情”“夫妻情”“故乡情”,而且有为求仕而奔波的苦痛,为人生意义的思索以及对传统道德的逆音,所有这些构成了汉末五言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遗憾的是,历代对汉末五言诗的研究既不系统,也欠全面。本文着眼全貌,对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作了较全面细致的探讨。     

从《文心雕龙》《诗品》中分析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

《文心雕龙》和《诗品》,都是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它们是文论舞台上的双子星。两书作者刘勰和钟嵘都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钟嵘对五言诗很推崇,对四言诗却贬抑;刘勰则在叙述四言诗、五言诗的发展中着重讲了五言诗的发展。笔者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相关分析,可以初步观察到四言诗、五言诗的发展概况。     

汉末凉州文人五言诗成就论

汉末凉州文人在自然条件极为艰苦、社会环境极为恶劣的境况下,在五言诗体裁与题材的开拓方面,凉州不仅涌现出众多作家与作品,而且其作品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之作。因此,汉末凉州文人地位与成就不容被忽视。     

基于二项检验的庾信五言诗篇调四声研究

文章将庾信五言诗按照句联数划分为16类,运用二项检验的计算方法和近似方法,得出结论：从通篇调四声的角度观察庾信五言诗句内调四声情况,2＆4位置是显著性最强的调四声位置,3&5位置次之;从诗句观察,2&5位置是庾信最重视的调四声位置之一,但从诗篇观察则不是;“五言诗通篇在2&4位置调四声”是庾信创作五言诗时最为讲究的一种“格律”;庾信还倾向于使篇幅较长的五言诗的第三字和第五字声调不同。     

南朝咏物诗对促进五言诗律化的意义

进入南朝,随着＂永明体＂的出现、声律说的提出,五言诗的律化进程大大加快了。作为南朝重要的诗歌类型,咏物诗由于其创作方式、语言形式的特点等,使得它在五言诗的律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汉末凉州文人五言诗成就论

汉末凉州文人在自然条件极为艰苦、社会环境极为恶劣的境况下,在五言诗体裁与题材的开拓方面,凉州不仅涌现出众多作家与作品,而且其作品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之作。因此,汉末凉州文人地位与成就不容被忽视。     

以他者的视角:木斋汉魏五言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木斋汉魏五言诗研究结论惊人:汉代不具备五言诗成熟的条件,秦嘉五言诗为伪作,《陌上桑》为曹植或傅玄所作,曹植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十九首失名因曹植与甄氏的不伦恋.研究结论和所持理论均多有启人深思者.考察汉代五言诗,当注意它应用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式身份或严肃场合,文人四吉诗尚少,俚俗之五言尤不可能,偶有作也改造之使符合言志之一贯传统,精通之并不因之增价反可能遭致轻视.五言诗尚存娱乐消费之特定社会应用空间,文人尤其是下层文人或多有介入,十九首中词汇或主人公形象的下层性质即是这一情形之遗留.与曹魏政治文化举动相仿之“鸿都门学”可能是造成汉末五言诗兴起的社会契机.     

论钟嵘《诗品》对兴、比、赋的阐释

钟嵘《诗品》是第一个把兴、比、赋放在五言诗的写作中进行研究的。以为三者务必“酌而用之”，不可偏废，为五言诗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源流与影响

本从《古诗十九首》的体制特点、语言网络两方面考查汉本,人五言诗的发展源流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指出汉本人五言诗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但又在声韵、对偶、句式及语言锤炼诸方面有着重要的发展变化。人们从乐府民歌中吸取丰富的艺术营养,又有着人诗对其下“作用之功”,使其创作的五言诗既不失民歌的清新与自然,又有着人诗的精致与华美,在诗歌史上树立了优良传统对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树立了优良,对中国古代     

《文心雕龙》的五言诗论

在《文心雕龙》的论诗之言中,五言诗论重要且独特,然而前人未对它做过专题的研究。文章分析了《文心雕龙》的五言诗论之后提炼了刘勰的五言诗现,并将其与同时代的五言诗观相比较,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刘勰的“折中”观念在其五言诗论中也有所体现：他承认五言的流变,但不因此贬低;不反对人力雕琢。强调要建立在自然而然的基础上;情与采兼重。     

东晋诗僧群的五言体写作与五言诗史的建构

东晋以来士人出家渐多,僧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于诗坛,形成了带有群体特点的诗歌创作风气。东晋僧诗几乎都为五言体,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盛行、五言诗陷入低谷的背景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东晋诗僧群出自中下层家族,比较自然地继承了源自寒素阶层的汉魏五言诗传统,并进一步融合山水、佛理、仙道等内容,开启了晋宋五言诗新的风格,成为晋宋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士僧交往的深入,东晋诗僧群以其五言诗创作实绩,改变了士人以五言为俗体的观念,重新开启了五言诗创作风潮,具有建构五言诗史的意义。在以玄言诗为主流的东晋诗史之外,重新探讨被忽视和遮蔽的东晋诗僧群的五言诗写作实践与诗史功绩,有助于揭开晋宋诗歌史的真相及其发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