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原理与基本精神

与西方情理二分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儒家道德哲学的根本理论特色是以"情"为主、情理统一的思维方式构建道德哲学体系,从而成为区别于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第三种道德哲学形态,即情理主义。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以血缘关系为本位,通过情感互动和情感回报寻求人伦和谐和个体德性的提升,其人伦和谐的主旨为合情合理,个体德性的价值取向为塑造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人格。儒家此种道德哲学形态成为与中国血缘文化相匹配的伦理精神,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乃至于今天仍沉淀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并发挥影响。     

积善成德:荀子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路及其当代启示——一种德性伦理学的视角

自宋明以降,传统儒家的发展就其理论方向而言主要是孟子学一路的充分展开,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来的当代新儒家那里。在此理论背景之下,儒家道德哲学的理论建构被简单地化约为孟子学意义上的情感主义进路。就思想史本身而言,这造成了对儒学内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种遮蔽;就儒学之作为一种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而言,更不利于我们充分发掘传统儒学内部多元性的思想资源以实现其在当代的理论重建。研究表明:作为孔子之后早期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道德哲学典范,孟子将道德基础建立在情感之上,代表了一种情感主义的理论取向,而荀子则以理性为基点展开其道德哲学,则代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理论取向,二者在理论建构上呈现出一副相映成趣而又殊途同归的图景。在儒家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会通的学术视野之下,从"人之所以为人者"、"涂之人可以为禹"、"是是非非谓之智"以及"积礼义而为君子"等四个问题的探析入手,揭示荀子道德哲学建构的理性主义进路这一独特的理论特质及其之于儒学重建所可能的当代启示。     

《中庸》尚情思想三题

《中席》是先秦儒家的形上学著作,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尚情思想论题,这主要表现在作者主张"率性"、尚诚、情"发而皆中节"等方面。这些伦理思想对宋儒建构理本论儒学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儒家伦理视域下的中国贵族观念

随着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物欲横流,道德缺失问题也凸现出来,很多人认为当今中国已经没有了"贵族"这类群体,即便有也是以金钱身份去衡量,忽略了道德修养和精神层面。从儒家道德哲学角度出发,对比古代儒家伦理中的贵族观,也就是君子观念,寻找缺失的道德修养;同时引申出儒家伦理思想对西方贵族观的影响。最后上升到贵族的伦理精神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启示和价值。     

中国早期电影与儒家的感觉结构

被赋予了主体性的感觉结构,体现为一种现在时态的在场。中国早期电影“情”满四溢,电影创作中的无意识性呈现出儒家的感觉结构的内在张力。从《古井重波记》《玉梨魂》到《银汉双星》《啼笑因缘》,再到《小城之春》,情教观的影响无处不在。儒家的感觉结构随着社会观念和大众情绪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改变。从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不难看到隐形的情教观念的贯穿痕迹,这一儒家的感觉结构并非静止不变或面对现代性的冲击毫无招架之力,而是在历史的经验中不断溶解,进而变换为新的姿态。     

成中英对儒学知识论的现代诠释

成中英用知识与道德的统一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通过对孔子之＂知＂与朱子之＂理＂的分析,成中英认为,儒家认知之学是儒家道德哲学的基础,儒家道德哲学又反过来促进了认知之学的开拓,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德性与知识的互存、知识与道德的互用,以及两者相互贯通发展的可能。通过强调知识与道德的互基互用,成中英把儒学知识论上升到了与儒家道德哲学同等重要的本体论的高度,赋予了儒家认知之学新的思想内涵,也代表了儒学在现时代发展的＂道问学＂趋向,体现了人文理想与知识理性的统一。     

中国古代诗文"缘情"理论与实践简疏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言志为主体,<诗经>已表现了喜怒哀乐等情感;周代有"诗言志"之说.<诗大序>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使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成为古代文论的重要原则.屈原是第一个明确诗歌抒情功能的诗人.汉代乐府和古体诗把严肃的人生主题引入抒情领域.魏晋南北朝抒情开始朝向人本,建安时代是诗歌由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折点,太康时期陆机以"情"为本质的"诗缘情"说应运而生.唐代诗文"缘情"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宋代继承了其传统但心态更为冷静.明代李贽对"缘情"有进一步的发挥.清中叶,"性灵派"袁枚和其外围黄仲则等,使古典诗论从偏向社会理性回归了人道关怀和个性意识.     

儒家道德哲学的情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人作为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生命存在,二者的失衡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生命困境和道德困境。对于当今时代而言,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导致人类处于“神圣遭劫”、物欲横飞的道德哲学困境中。从人的本性来看,儒家以情为主、情理统一的情理精神为我们超越现代道德哲学困境能够提供有益的价值启示：通过以“情”论“性”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系统,以道德之“情”构筑意义世界,以伦理之“隋”重塑人的“伦理整体性”。     

合势与均平:两种变法的理念——兼对王安石与商鞅变法的反思

王安石与商鞅变法有不同的结果,这可从他们的观念基础和变法理念中找到原因。商鞅通过历史哲学中的"势"的观念建立自己改革的逻辑基础;而王安石则将自己的变法依托于儒家的道德哲学,建立在人性善、中道以及均平的理念之上。前者以"合势"为本,后者以均平为主。这两种变法理念,典型反映了人性与理势、价值与理性的冲突。     

论儒家“义利”思想与人生道德境界的提升

儒家"义利"思想内涵丰富,并非只有单一的价值取向,而是包涵多个层次。大体而言,儒家"义利"思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读: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处是利;义即大利。这4个层次都指向建构现实人生的道德境界,但又体现出不同的道德意义。在今天市场经济盛行功利主义大倡的时代,提倡儒家"义利"思想的这些积极因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过时,不但可以发挥其补偏救弊和匡时正世的现实作用,也可为培育具有中国特色价值观的一代新人提供理论资源与智慧!     

论钱大昕的宋学观

作为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分析,在“性即理”的问题上,钱大昕同意宋儒把理看成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说。他反对把“理”玄学化,反对宋儒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求“孝悌”。他把宋儒宇宙本体的“道”解释成孟子的道德伦理,并试图把宋儒所有的哲理思辨的思想都落实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他对《宋史.道学传》枉自尊崇道学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揭示学术发展的脉络,主张在正史中以“儒学传”统领一切,反对在编纂学术史时有意轩轾,强分门户,掩盖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目。尽管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提出质疑,但他对朱熹、王阳明正心诚意、主敬立诚的思想又十分推崇。     

在政治与道德之间——论“中”的语义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中"是儒学核心范畴之一,集中体现着儒家士人政治诉求和道德理想,也表征着儒学中的哲学之维。作为对君权的要求与约束,它具有政治性;作为儒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它是一种道德境界;作为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大本"与"达道",它又具有哲学本体意味。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中"的语义并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在先秦子学时代,"中"既有政治含义,也有伦理道德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在两汉的经学语境中侧重于政治规范意义,到了宋明时期则更多地成为一种道德哲学的概念,而在晚明的何心隐那里又重新成为一种直接指向君主的政治话语。"中"概念的意义演变与儒家士人与君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     

论蔡元培的群体主义观

蔡元培积极发展了孔孟儒学关于“仁爱”、宋明理学“心忧天下”的传统伦理思想道德,提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群体主义道德观,阐述了为什么要倡导群体主义,群体主义道德观有哪些道德实践上的要求,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价值根本原则,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在欧阳修的身上,学者、文人、官僚是三位一体的,因而欧阳修的学术、文学与政事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和复杂。讨论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有助于较好地把握欧阳修的文学面貌和学术成就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考察,作者指出,欧阳修的经学成就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疑传惑经以尊经崇道;二是弃章句重义理与推人情、重人事。欧阳修的尊经崇道的经学观念和重义理、推人情、切人事的解经方法,深层地影响到了他的文学观念及创作,主要是在以下3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关于文与道,欧阳修既强烈要求文以明道经世,也注意到了文学自身的特性;二是关于平易畅达和怪癖生涩,欧阳修倡导并维护了平易畅达的文风,而对怪癖生涩之风严加贬斥,这与他解经注重人情、关切人事紧密相关;三是“简而有法”与“穷而后工”,欧阳修提出的这两种主张,分别与他对《春秋》和《诗经》的看法有着深层的关联。     

论周敦颐道德思想体系之建构及其现代整合

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非常重视道德建构和道德修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道德思想体系.但周敦颐的道德思想体系中,既包含有积极进步的道德思想,也有消极落后的道德思想,还有一些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道德思想,我们必须对之进行全面而辨证的分析,并加以系统的现代整合.     

“修己安人”——大学之道及其现代智慧

《大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启示、影响和沾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作为一个有机结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充分体现了大学之道"修己安人"的意义所在。它横贯"四书"之间成为没有缺环的完整思想谱系,更纵览古今由孔子上承尧、舜,历经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直到近代,成为一以贯之的儒家核心价值观之一。在现代中国乃至全球性的人文思想崩落和道德价值迷失的情境下,大学之道通过现代性的诠释和转换能够也应当致力于弘扬道德尊严,解除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精神危机,以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正确处理道德与知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开出自己的普世认识之方。     

论中庸

中庸是既遵守礼制又对人自身的发展有用,其实质是礼治方法论;其背景在于周、秦社会是一个特重视礼治传统的礼治社会。《礼记》主张中庸原则的贯彻应考虑人情、经济与“时”、“顺”等因素。中庸具有否定神学历史现、化解矛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顺应历史规律的历史哲学意义。中庸误读为折中调和是唐宋社会经济发达、政治平民化与化上佛教传入等外在因素和人的欲求不断膨胀的主观因素相融合的产物。     

略论湖湘学派的文学观

湖湘学派是南宋初期的重要理学派别，与理学大师朱熹在学术上关系密切，其成员在诗歌方面与朱熹也多有交流，并互相影响。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在文学思想上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一）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斯道即是斯文，重视诗文的教化世用；（二）主张以心性修养提升诗文品格，用学者之诗概括理学体诗；（三）不废吟风弄月的诗情，提倡平淡闲远的诗歌审美理想。     

论南唐诗歌中的“闲情”及其意义

五代时期,偏安一隅的南唐在近4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词之成就既引人注目,诗之成就又不容忽视。南唐诗歌带有“闲情”特征：崇“儒”重“雅”的社会风气中孕育“闲情”,诗人在“隐逸”之尚中抒发着闲情,“闲情”在南唐诗人频繁的酬唱应答中得到挥洒。南唐诗歌的“闲情”特征自有其审美价值,它是人类性情的一部分。南唐诗歌中的“闲情”还是唐宋文学流变中从“绮思艳情”到“闲情逸致”转化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