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两周青铜器管见

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一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国博新入藏的青铜器不乏精品,颇具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本文撷取其中六件,作初步探讨:西周早期士尊铸有铭文8字,器主士属于源于地的竹族,世代为作册史官,尊铭为研究商周复合族氏提供了相关资料;西周早期桓父己尊,腹部饕餮纹与鸟纹的组合纹饰值得关注,其主题似源于"神可使鸟"的风俗,而后在战国时期器物上也有所体现及演变;西周早期麤塵甗铸有铭文6字,铭中的""字可作为"甗"字的新证;西周晚期叔带父簋铸有铭文14字,其所饰变形重环纹独特鲜见;杞伯双联鬲铸有铭文20字,为春秋早期杞国国君嫁女的媵器,作为联体器,亦不多见,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向;王子臣俎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带铭的青铜俎,弥足珍贵,可能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某位公子的遗物。     

西安博物院新入藏的一批商周青铜器

2016年,西安博物院新入藏了12件商周青铜器,均是文物执法部门在打击盗墓的专项行动中从犯罪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这些铜器年代分别集中于商周之际和两周之际。商周之际的青铜器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墓葬,但包含了鼎、簋、觚、爵、尊、卣等当时主要的青铜器类别,不少器物上还铸有1-3字构成的族徽文字。两周之际的青铜器有2件铭文内容相近,可能是同一座墓葬出土之物,铭文中新发现的"醜"字不见于以往所见金文。     

读伯克父甘娄盨铭琐记

据器物形制、纹饰,铭文的立意、措辞及用语等各方面特征,判定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的伯克父甘娄盨应为春秋早期汉、淮流域一带的国族器物。铭文中表器物自名的""应读作"盨";""系"盛"字异构;部分文字如"(饙)""(盨)""(盛)""(稻)""椋(粱)"等写法和用法皆富有特色。在此基础上,对铜器铭文中"用盛黍稷稻粱""用煮用烹"等有关辞例进行了归纳,结合器物形制等作细致分析,指出此类文例常见于青铜簋、盨或簠等类铜器铭文中,器形与铭文"用盛××"或"用实××"名实相符。从文字、文义及文例等方面厘清了过去在文字释读、文义及文例理解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对有关铭文的正确理解和相关铜器国族的判定皆有一定帮助。     

狐骀丘君盘新考北大核心CSSCI

《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著录一件现藏安徽博物院的甫以公盘,书中认为盘的时代为战国,是甫国国君所作礼器。通过考察盘的器形和纹饰,并联系和分析时代相近的铜盘,此盘的时代应改定为春秋晚期。通过对盘铭重新考释,纠正误释的字。"虖丘"原误释作"甫以公",应读为"狐骀丘",狐骀丘是周代山东小国。器主之名原释作"",应是一从"尚"得声之字。器名修饰语原径直释作"盥",应隶定作"",读为"浣","浣"、"盥"音近义通。器名""所从的"舟"旁可能由"盘"形初文讹变发展而来,也可以分析为"般/盘"省声。此盘应是狐骀丘君尚所作之器,传世的虖君鼎和虖丘尚匜也为同人所作。狐骀丘君盘对研究山东古国史有重要价值。     

狐骀丘君盘新考

《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著录一件现藏安徽博物院的甫以公盘,书中认为盘的时代为战国,是甫国国君所作礼器。通过考察盘的器形和纹饰,并联系和分析时代相近的铜盘,此盘的时代应改定为春秋晚期。通过对盘铭重新考释,纠正误释的字。"虖丘"原误释作"甫以公",应读为"狐骀丘",狐骀丘是周代山东小国。器主之名原释作"",应是一从"尚"得声之字。器名修饰语原径直释作"盥",应隶定作"",读为"浣","浣"、"盥"音近义通。器名""所从的"舟"旁可能由"盘"形初文讹变发展而来,也可以分析为"般/盘"省声。此盘应是狐骀丘君尚所作之器,传世的虖君鼎和虖丘尚匜也为同人所作。狐骀丘君盘对研究山东古国史有重要价值。     

山东泰安出土“商丘叔”簠考

山东泰安龙门口遗址出土两件青铜簠,器盖与器身内底部铸有相同铭文,根据铭文内容可将铜簠定名为"商丘叔"簠,其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学者认为"商丘叔"簠系卫国铭器,笔者则认为其为春秋早期宋国器。     

试论“叔壶”和作册吴盉

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期的金文历谱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确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进行分析,认为从形制和铭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制造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十件商代青铜器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众多的商代青铜器,文中介绍的10件藏品均为首次发表,包括斝、觚、鼎、鬲。酒器中有3件罐形斝极富特色,年代约处于商代中期,为认识殷墟文化一期以前的同类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饕餮纹觚时代处于殷墟文化一期或偏早,圈足处铭文曾为《殷周金文集成》收录。食器中有2件弦纹鼎,分属商代中期晚段和殷墟文化一期,具有断代意义;另有一件环络纹鬲,形制与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一件铜鬲几近一致,器身还有后刻铭文。这些藏品对于探讨殷墟文化二期以前青铜器的演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技术综述

一、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类型及其保护的方法甲骨档案甲骨档案是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形成的档案 ,商代甲骨档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甲是指龟的背甲和腹甲 ,骨是指牛的肩胛骨或其它兽骨。甲骨是当时的占卜材料 ,也是当时档案的主要载体。甲骨档案的保存采用窑藏法 ,即所谓“登于天府”。甲骨档案主要出土在宗庙建筑右半穴或地下室的圆窑中 ,窑深一般都在２公尺左右。金文档案青铜器上铭文铸字不自周始 ,在商朝就已经出现。西周时发展到专为记事铭文而铸青铜器 ,这种具有书史性质的青铜器铭文称金文档案。金文档案的保存也采用窑藏法…     

国宝档案钩沉:“方”“圆”大鼎背后的故事

正在远古的夏、商、周时期,有一种独特的档案书写方式———用铸刻的方式将文字记录在或厚重或精巧的青铜器物上。人们把上面的文字称为"金文"。金文,是"吉金文"的简称。另一个名称叫"钟鼎文",是因为很多的金文都铭刻在钟和鼎上的缘故。中国古代以青铜器(钟、鼎、盘、盂等)为载体的书史铭文,盛行于殷商末期及两周。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工艺达到了全盛阶段,由于礼乐制度的发展,钟鼎等青铜器物不仅演变为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贮存于宗庙的礼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发展为记录当时社会重大史实的历史文献。并     

红铜铸镶青铜器的几个技术和艺术问题探析

红铜铸镶作为一种青铜器装饰工艺,在东周时期存续了较短的时间。红铜铸镶可以分为透镶和半镶两类,其中半镶红铜的固定又存在"自带支钉"以及"使用芯撑固定"两种不同的技法,通过X射线成像分析可以有效地进行甄别。从红铜铸镶的工艺演变来看,透镶属于早期的探索,然后过渡到成熟期的半镶,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其他一些青铜器;最终红铜铸镶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和局限,逐渐让位于其他装饰工艺。从最初简单几何纹以及少量龙纹的透镶,发展到纹饰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布局工整的半镶的过程,伴随着铸镶青铜器种类的显著变化。铸镶工艺的发展,与青铜容器的实用性和装饰需求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半镶的复杂红铜纹饰,在形制相近的不同青铜器上,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细节处理,这些信息能为铸镶铜器的生产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芮太子白鼎、曾伯宫父匜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芮太子白鼎和曾伯宫父匜是新发现的重要的带铭青铜器。芮太子白鼎是一件春秋早期芮国青铜器,作器者芮太子白是芮国的重要人物,其所作铜器数量较多。曾伯宫父匜是一件春秋早期曾国青铜器,流口上端封闭,有立鸟钮的器盖,形制特殊;作器者曾伯宫父穆是曾国贵族,其所作铜器还有两件鬲。芮太子白鼎和曾伯宫父匜的发现为春秋时期芮国和曾国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明万历乙卯年”漳窑瓷雕铭文新释

漳窑米黄釉瓷器中带有纪年铭文的传世品和出土物比较少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财团法人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分别收藏了一件刻有"大明万历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漳州""同安县""东溪乡""陈福成""开元寺"等铭文的瓷雕作品,造型典雅隽秀,线条流畅优美,工艺高超精湛,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结合文献和前人研究,考释瓷雕铭文和相关内容,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生产瓷雕的窑口位于泉州府同安县东门外东溪附近,今属厦门市同安区东溪一带,地处厦、漳、泉三角开放区的中心位置;陈福成监制瓷雕,并于铭文中体现地缘位置,展现出漳窑生产中浓厚的同业竞争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形态;瓷雕皆为开元寺供养器,为定烧之物,铭文内容丰富了明代瓷器的供养铭文体例。     

论商周时期的玉石容器

商周玉石容器在大型墓葬偶有发现,与同时期的容器在形制、纹饰、尺寸大小上极为相近。本文就玉石器皿的器型、纹饰、年代等问题,结合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进行类比,认为玉石容器与青铜礼器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簋、盘、豆、觯这几种器型上,纹饰方面也尽量模仿青铜器但较为简单,但也有器物仿陶器。商代的玉石器皿以实用器为主,主要出土于殷墟,西周则主要发现于周原地区,均为把玩的小器皿,而非实用器。     

山纹考——说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应正名为山纹

作者长期关注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分类和演变,曾在本刊发表过讨论饕餮纹的文章,本文主题则是讨论另一种青铜纹饰。宋代学者曾把这种纹饰归入云雷纹的一种,近代以来,学者对它有各种命名,如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2009年,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出土的霸伯山簋为理解这种纹饰提供了新线索,从器形、纹饰、铭文三方面证明,这种纹饰应改叫山纹、山形纹或连山纹。此外,作者还将霸伯山簋与梁其壶、晋侯壶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后者的壶盖与前者的簋盖具有类似设计。最后,作者还就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地位展开讨论,对这种纹饰的构成要素和组合形式做了初步分析。     

齐国“六字刀”铭文及相关问题再论

"六字刀"是战国时期齐国铸行的一种大刀币,对于该刀币的铭文释读及年代学判断,学界历来争议颇多。目前,"六字刀"主要铭文的释读以"返邦""拓邦"两种说法为主流意见,其时代则大体推定于战国中晚期的齐湣王、襄王之际。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拓邦"说更为合理,但在铭文释读、历史事件关联、解读等方面仍有可补充及进一步讨论之处。包括"六字刀"在内的齐国大刀币铭文均表现出显著的战国文字特色,"拓""邦""长"等刀铭文字也都是非常典型的战国文字。"六字刀"铭文内容与战国时期的齐国若干历史背景可以相关联。"六字刀"反映了齐国中晚期君主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的进取心态和历史背景,该刀币大致应铸行于齐威、宣、湣诸王时期,威、宣之际尤其值得重视。     

《文心雕龙·铭箴》铭文定义辨疑——从刘氏"论文叙笔"之四部说起

铭文是汉魏六朝时期重要的文体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篇对铭文的定义通行版本为"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而唐写本、<太平御览>和<玉海>之引文,及元、明的一些刻本此一句的文字颇有异文,这直接关系到刘氏对铭文的看法.本文从<铭勘篇"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三个部分分析刘氏所论述的铭文均包含"褒赞"和"鉴戒"两个功能.因此刘勰对铭文的定义亦应如是,即"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责乎盛德".     

东更道七器的再认识

上世纪50年代出土的东更道七器是古代祭祀泰山的遗物,对研究古代的山川祭祀是难得的实物见证。过去,由于器物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很多细节缺乏报道,铭文和器物对不上号。因此,作者做全面调查,通过目验原器和汇总有关资料,按出土情况、地理环境、埋藏顺序、器物编号、尺寸重量、形制纹饰和铭文释读,对这批铜器做系统介绍。最后,得出的初步认识是:这批器物可能是战国晚期齐王建利用获自鲁地的六件楚国浴缶,由留在齐地的燕国工匠加刻铭文,和一件三足铁盘,埋在泰山脚下,用来祭祀泰山。     

《国家宝藏》之于传统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

中国传统的器物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征,透过中国器物发展,可以看到一部完整的中华文明史。《国家宝藏》以国宝重器为载体,讲述器物从"有器之用"到"器以藏礼"内涵演进的过程;以文化传播为核心,追溯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等国宝发展历史,通过一件件文物展现中华文明的进程;以承继弘扬为目的,透过器物表达"守护"主题,展现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涵。从器物自身到器物、文化、国运相结合的形式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121、M122发掘简报

刘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古城区西北约3公里的城中村—刘家庄村,是一处商周和唐至明清时期的遗址。2010年7月—2011年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遗迹。M121、M122两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出土大量青铜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计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壶等;兵器77件(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族徽铭文,共计4种14组。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初步推测两座墓葬时代为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贵族。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区域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再次验证了济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为山东地区商代政治、经济格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研究济南的城市变迁也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