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史学”词源探

“历史”和“史学”,今天已是常用词之一,但这两个词的出现,却要比史学本身的产生晚得多。我国史学,至迟在殷商“有册有典”以后便产生了,而“历史”和“史学”这两个词,最早却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时期,只有“史”字,主要用于指掌管记事的史官。汉代有“史记”一词,先是用于指先秦史官所记而成的史书,东汉桓帝以后,遂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之专名.这种情况,正是当时史在王宫、史书绝少、史学极不发达的必然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特多,史学空前兴盛,“史”、“史     

“历史”、“史学”词源探

“历史”和“史学”,今天已是常用词之一,但这两个词的出现,却要比史学本身的产生晚得多.我国史学,至迟在殷商“有册有典”以后便产生了,而“历史”和“史学”这两个词,最早却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先秦时期,只有“史”字,主要用于指掌管记事的史官.汉代有“史记”一词,先是用于指先秦史官所记而成的史书,东汉桓帝以后,遂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之专名.这种情况,正是当时史在王宫、史     

试论章学诚的史学改革思想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史学理论专家,其史学思想十分丰富,包含有较多的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主张“六经皆史”,倡言“史意”,推崇通史。史书编纂应力求“会通”、“详近略远”,创设新的史书体裁,立史官专传,区分史籍为“撰述”、“记注”两类,针对旧史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主张,成为其史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略论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

“通变”思想滥觞于先秦史官,而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则初步形成于先秦诸子。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通、变、通变、变通的四层含义,他们以“通”的眼光来看历史的变化,承认变化的趋势性,重视变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通变”思想,反映出先秦诸子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论"讲史"传统的流变与诗赋的正宗地位

中国文学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抒情的传统，一个是讲史的传统。讲史传统的形成同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即重视史的记载有关。但先秦之时几种优秀的讲史作品历来仅仅被看作史书，以为完全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产物，把瞽史们生动的细节描述、心理刻画等文学上的创造完全归为史官     

谈谈历史散文

中国古代先秦的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历史散文是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它要求如实地记载真实的历史事件,一般不用文学创作的方法进行虚构。在我国古代,史籍非常发达,其中有许多著名的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这些史籍,有的记载的年代跨度大,有的记载的内容庞杂,因此在编写的过     

龚自珍“尊史”思想研究

“尊史”思想是晚清时期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龚自珍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龚氏指出:史官应“善入”与“善出”;又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氏的“尊史”思想及强调史学应经世致用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     

龚自珍“尊史”思想研究

“尊史”思想是晚清时期名思想家和史学家龚自珍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龚氏指出：史官应“善入”与“善出”，又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氏的“尊史”思想及强调史学应经世致用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     

“汉末”——《三国志》中一个独具涵义的词

《三国志》是我国封建时期二十五正统史籍之一。它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还早百余年,仅晚于《史记》和《汉书》。陈寿生平极为接近他所记载的那个时代。他是当时蜀国著名史学家谯周的弟子,其父曾任马谡的参军、街亭失守被髡,他本人曾“仕蜀为观阁令史”,是那个时代以史学研究为专业的学者。任何史籍以一定的形式反映它所记载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必然反映撰写者本人的某些独特风格。如,《史记》追溯传说中的远古,一直记载到当时太初年间(前21世纪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初探

1 作为史学理论,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史学。逻辑上说,自史学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关于史学的自我认识。但我国古代史家于此很少作抽象的哲学论述,他们往往从独特的立埸去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国的史学萌生于上古史官的记言载事,后代大凡论及史学,总爱提到上占“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这里就包含着对史学是什么的某种原始看法。自从南史、董狐被尊为良史以来,人们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客观历史是可以通过笔录反映出来的,只要史家     

“历史”一词的由来

试题研究古代的“历史”两字,从未连用过,只称“史”。在甲骨文中,有史字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史,记事者也。”据此可知:“史”者,开始并不指哪一本书,而是指人——指从事史事记载的史官。传说五千年前黄帝时代就有史官,叫苍颉。从广义来看周代大多数文官都可以称为“史”的,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记言记事,其他如祭祀、天文、历法、艺术等都是他们的业务范围。我国最早的史册,称“志”、“书”,而不称史。《南史》、《北史》都是唐代李延寿所撰。唐代刘知几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称“史”。自此,宋、元、明也都称“史”。司马迁曾经说…     

唐宋记注官制度初探

我国古代有宫修起居注的制度。起居注即帝王举止言行的记录,其修撰者古人常称之为记注官。这一制度,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因革损益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唐宋时代记注官的建制与职掌的变化,可见一斑。据古书记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或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2]。古来学者,有的认为左史即太史,右史即内史[3];有的认为左史是指的内史,右史是指的太史[4]。不论怎么说,先秦王者经常有内史、太史,或其他史官侍立左右,记王者之言行,这已形成一套制度,则是确切可信的。这一制度传之后世,就是官修起居注。所以唐代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5]修起居注的人一般也以史官称之,或习用古称左、右史。其所记乃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时政大事,即西晋司马彪所说:“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6]。可见古之所谓史原是以记载当前时事为务的。就其对后世而言,时事便为往事了,所以古人认为一部信史,当从现在做起。     

论讲史传统的流变与诗赋的正宗地位——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序

中国文学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抒情的传统,一个是讲史的传统。讲史传统的形成同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即重视史的记载有关。但先秦之时几种优秀的讲史作品历来仅仅被看作史书,以为完全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产物,把瞽史们生动的细节描述、心理刻画等文学上的创造完全归为史官的功劳,故先秦时讲史的传统为学者们所“视而不见”。汉代初年国家政策宽松,又达于统一,文坛稍为活跃。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加强了思想箝制,经营四方及中央集权制的确立,歌功颂德的骋辞赋成了最受重视的文学形式。小说、戏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民间传播,但不为文…     

评《左传》解《易》——看易学对先秦史学的影响

《周易》虽然起源于占筮，但它凝聚了先哲对自然和社会的见解。从《左传》解《易》，可以看出《周易》的辩证观点和思想内容，对先秦史学的积极影响。《左传》反映先秦史官利用《周易》的变通观点，认识历史在不断变革中发展的普遍法则；反映史官通过占筮说卦，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用《周易》辩证的思想方法，预断历史前途。先秦史官还借助《周易》对古代社会生活的记载来说明历史；通过解《易》，展开对人物的评论。《左传》有些解《易》内容，还表达了“物生而后有象”的朴素唯物思想，反映出当事人重客观实际，不一味迷信占筮的现象。先秦史官通过解《易》说史，吸收了《周易》的合理内核，锻炼了辩证思维，培养了变通史观     

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

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两人均出身官宦,都曾出游寻访,中途皆遭受过挫折,在人生后期完成史学大作;《史记》和《历史》建立在前人的劳动成果上,产生于社会空前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史学开始于史官,依附于政治和政权,西方史学自发产生于民间,它依靠史学家本人的奋斗和积累;二人著史书的目的都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两书均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能够通过史书反映作者的思想和看法,不仅反映了自己本国的历史,亦反映了当时那个“世界”的历史;两书取材丰富,在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史记》为纪传体通史,《历史》似纪事本末体;两书记载时限相差甚远;两书记载历史的方式方法不同。     

百花齐放与多途发展：由新出简帛文献看战国史学的多样化编纂特征

战国史学,历来被划到先秦史学的框架中而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童年阶段。然而近四十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整理和公布,显示出战国史学编纂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和多途发展的态势。其中“事语类”史书数量最为丰富,反映出“记言”“记事”已成为春秋以来史书编纂的主流趋势。清华简《系年》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具有纪事本末特色的历史编纂方式。天文、地理、礼仪、谱系类的编纂,则是战国史学分化的具体反映。战国史学编纂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成熟的气质和多样的面貌,得益于战国“史家”这一家派的贡献。新出简帛文献显示,战国史学已经走出了单一的以《诗》《书》载史的模式,分化成不同类型并具备一定体例的专史,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史学成果。多样化,正是战国史学整体面貌的突出特点。     

《史记》的总序——《史记·五帝本纪》散论

<正> 我国的史书产生非常早,而且极其繁富。然而,有史书并非就有了史学。“在战国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可论题是奇迹说;”而战国至秦汉之际,“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证实这些学论而杜造史事。”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直至司马迁《史记》问世,我国才有了史学。《隋书·经籍志》将《史记》列入“史部”之首。《史记》历来被奉为“史家之极则”。 (赵翼《廿二史剳记》)《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首篇,对全书有着开宗明义的总序作用,在我国史学史上处于肇端地位。     

功业追尼父 千秋太史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汉武盛世，人才荟萃。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精辟评价。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成为历代史家编撰史书的范例。因此，他被称为“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简论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

先秦是中国史学产生的时代,也是应用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先秦应用史学经历了以僭“天命”为依托的史政不分;以冒“礼”为依托的史官职能专业化;以“仁”、“霸”为依托的实际应用等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天命为经、以礼为纬,以仁、霸为节的应用史学实践体系。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劣固而优迁”,抑“甲班而乙马”?——试论《史记》、《汉书》的差异

熟读史书者都承认,《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唯一可与之媲美的体大思精的史学巨著,虽说从总体上看,比不上《史记》,但二者各有短长,不应任情轩轾。历代权衡班、马异同得失之论甚夥,刘知几加以归纳概括云:“《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这个评价,不论从史学或文学看,都堪称通达持平之论。郭预衡教授在其新著《中国散文史》中指出:“这两部书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