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理也”沟通朱熹易学和理学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又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易学思想与诗歌关系考论

朱熹对其易学思想的诠释方法是多样的,其中诗歌就是一重要手段,因而,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朱子易学是可行的。朱熹诗歌中包含着其大量的易学思想,而其易学思想对其诗歌又有重大影响。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朱熹心性论和易学的关系

朱熹在心性论上,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而"理"与"太极"相连,"气"与"阴阳"有关,由此阐述朱熹的心性论和易学有密切关系.     

朱熹

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理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然皆是无实权之官职。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朱熹被革职。庆元六年(1200)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     

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略论朱熹的教材编撰成就——以四书学著作为中心

朱熹是大教育家,其教育成就的取得体现在诸多方面。他在教材编撰方面亦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一生编撰了以四书学为主的系列教材,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这缘于他明确高远的编撰宗旨、精益求精的不懈修改和述作结合的编撰方法。     

以易学理论探讨中国传统学问的特点

本文应用易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学问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它的九大特点，并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了对比，以提倡两种学术思想体系共存，共同繁荣，促进未来科学走全面发展之路。     

侨易学理论之内涵与启发

叶隽在李石曾"侨学"的基础上引入《易经》的智慧创建了侨易学理论,其哲理思维模式为"二元三维",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等,其主要研究对象为由于物质位移而导致精神质变的侨易现象。该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建构性、整合性、超越性等特点;同时,在研究对象、理论命题以及学科特殊性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与论证。     

朱熹“诚意”思想探微——以朱熹“心主性情”观为背景

＂诚意＂作为儒家基本修养工夫之一,其内涵在朱熹以＂心主性情＂观为核心的心性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和完善。文章通过分析＂诚＂、＂意＂以及相关文本认为,其含义包括道德活动中动机的纯粹性和意志的坚决性,以及内化道德意识为道德责任感的过程和时时提撕此心保持精神动力的作用。而诚意与致知、正心的关系以及此在工夫修养中的地位也就一目了然。     

以易学理论探讨中国传统学问的特点

本文应用易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学问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它的九大特点,并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了对比,以提倡两种学术思想体系共存,共同繁荣,促进未来科学走全面发展之路。     

理学家的书法观——论朱熹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朱熹主要精力用在阐发圣贤之学上，他著述宏富、弟子众多，平生讲道之功目不暇接。然朱熹自幼喜好书法，凭借渊博的学识修养和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朱熹成功地构建了其理学家的书法理论。朱熹对书法的认识闪烁着真知灼见，对后世的书法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朱熹的书法声名远播，“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鸡墙圭璧”。其书“意致苍郁、沉深古雅”，为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     

朱熹早年思想转向问题再认识——以朱熹“泉州候批”时间的争论为中心

尽弃异学、师事李侗是朱熹早年思想的重要转向。以往学界将朱熹离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前夕“杜鹃夜悟”一事视作转折的端绪,因此,朱熹官满至泉州候离任批书的年月便成为推定“夜悟”发生时间的锁钥。但由于不同记载间的差异,“泉州候批”的时间存在争议。近年披露的上海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木活字刻本《婺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其中收录一通朱熹书信佚文,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关键线索。通过辨析书信内容,并结合宋代官员考选制度,推定“泉州候批”一事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秋,“杜鹃夜悟”则应发生于绍兴二十七年春。基于此,可以廓清朱熹由泛滥释老转向伊洛正宗的时间轨迹,有助于深化对其早期思想的认识。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遵循易学原则 攻克教学难关——以《满井游记》教学为例

教学中教师需要遵循四条易学原则——联系原则、补缺原则、转化原则、表征原则,可以攻克教学难关,提升学习质量。本文以《满井游记》教学为例,对此进行了探讨。     

朱熹的“中庸”思想探微——以《中庸集注》和《中庸或问》为中心

中庸不仅体现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而且还体现为封建士大夫的修身之德。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发挥。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学说。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于自然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认为应当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时还认为,要辅助自然,必须“至诚”、“尽性”而达到“无人欲之私”,应当客观、全面地把握自然之理,并据此合理地对待自然,使之各得其宜。显然,这不仅是为了人,而且也是为了自然,应当是一种与当今备受质疑的人类中心论不同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