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国家里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及启示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我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个时期里,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在不合理状态中运行,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打破了旧的格局,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演进及其原因

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动态演进的过程中,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进行了调整,推进了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因历史惯性及其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集权与分权之争、事权与财力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等问题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结构内涵、功能与构建

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国家结构调整的基本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内容与鲜明特色,构成了调整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别行政区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调整国家中央与地方,特别是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及中...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启示

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基本处于放权、收权的摸索过程中。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总的来说是分权趋势，而且不断规范化、科学化。要规范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必须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政企关系等等。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构想与现实选择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又对地方进行了合理的放权，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职责进行了合理的划分。     

关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个问题

中央与地方关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是国家结构中的最基本关系之一,它不仅直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且影响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探索我们党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行为范式,对推动我国行政体制进一步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评介

古往今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影响国家休戚盛衰的重要问题.中央与地方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统属关系?各项权力遵循何种原则进行分配?中央政府处理与地方官府关系时存在哪些利弊得失?各个时期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又是根植于何种历史环境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或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李治安教授主编的《唐宗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探索.该书共分七章,以唐宋元明清五朝为重点,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专著.综览全书,有以下特点:     

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垂直管理是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配置,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收权促使了垂直管理的兴起.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中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对这一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优化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应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议事协调机构,构建争议的法律解决机制,完善干部交流机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论我国政府间关系法制化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府间关系模式的变化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地方保护．中央政令不畅等现象。在此背景下实现我国府间关系的法制化尤为必要。府间关系法制化是建立稳定、均衡府间关系的需要,是保障中央政令畅通和地方分权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需要。     

分权、竞争与绩效激励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基于文献述评的视角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大国必须要有效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很多的理论研究,从经济分权、政府竞争与绩效激励的角度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评述,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有益于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     

新时期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初探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构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和谐关系,就要坚持中国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动态调谐和静态平衡相结合、适应国情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维护中央权威和尊重地方发展自主性相结合、职权对称和法制化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权和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等＂五个相结合＂原则。     

从中央地方关系看中国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和动力

制度作为无形的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愈来愈受到重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制度创新和变迁的过程.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观点,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视角,对改革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路径模式、当前制度创新僵滞成因以及中央地方在制度安排中的冲突进行了系统分析.     

WTO背景下西部体制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创新

我国的西部开发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加入WTO背景下进行的。入世后，西部原有比较优势已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西部体制资源优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西部开发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也是建立西部体制资源优势的切入点。对西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分权不是大势所趋，建立“双向制衡、合作发展”的中地关系也为时过早，只有依据市场经济规则，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制度化权力分享机制，才能既遵守WTO规则，又充分协调西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宪政视域下地方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以苏州市为案例的分析

地方立法权问题折射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权力配置观念向双层权力与权利观念的转变,其背后的话语是公民权利。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政背景下,地方立法制度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保障地方的自主性,更符合人民主权的原则。     

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是中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初步实践。这一时期,它勾画了联邦制与单一制结合的混合国家结构,健全了中央与地方政权机构并初步划分了双方的职权,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监控和双方的沟通。但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断续性、法律规定与现实差距大、移植性等特点,其中一些教训值得后人吸取。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为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结构的基本关系之一,对此问题的研究已著述颇丰。先前的研究最终的目标都是通过种种措施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达到法治化的样态,但在研究过程中只注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改革发生和进行的路径以及预期要达到的状态,而对在改革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主体行为范式却未予以相应的关注。本文根据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独特样态,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法关系治化,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而且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应当是以人大为主体所进行的建构行为。     

纵向制机:变化中的美国中央--地方关系

权力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权力结构是国家机构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文章介绍了美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纵向权力机构演变有三个代表性时期即二元联邦制政府主导制和新联邦主义;美国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结构演变过程中又有四个典型的特征即自主主义传统,法理主义权威渐进主义改革和冲突合作并存;一个国家在处理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时必须注意三个问题即中央全能与自治神话的问题,文化传统与制度神话的问题和政府扩展与权力神话的问题.     

论明代土司参与地方治理原因与方式——以万历六年彭永年平教乱为例

万历六年（1578）地方和土司彭永年合作抓捕逃犯,将教乱平定。这一案件表明土司出于与地方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维持自身政治优势、获取中央信任的原因,在“子孙永享”国家赏赐和升官晋爵的巨大利益驱动下,通过中央指派、与地方官合作、主动请缨等方式参与地方治理,从而达到获得国家认同、维持政治优势和保证家族事业长盛不衰的目的。     

中国纵向间政府“职责同构”模式解析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以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职责同构”模式形成。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中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借鉴世界各国处理中央(联邦)、地方关系的成功经验，从中央、地方关系法制化，行政层级设定的科学化，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协调能力及强化地方政区权力机关的作用等方面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利益关系达致最优的目标。     

WTO背景下西部体制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创新

我国的西部开发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加入WTO背景下进行的，入世后，西部原有比较优势发生变化，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西部体制资源优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协调中山与地方关系，是西部开发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也是建立西部体制资源优势的切入点，对西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分权不是大势所趋，建立“双向向制衡、合作发展”的中地关系也为时过早，只有依据市场经济规则，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制度化权力分享机制，才能既遵守WTO规则，又充分协调西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