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

日本加藤繁先生于六七十年前所著<唐宋金银之研究>,是中国货币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通过分析宋朝军奉、边籴、军赏支出的金银及内藏库用于军费的金银,说明他的著作仅仅完成了论证宋代军费中包含相当数量的金银、金银在宋代具有一定货币职能和金银有货币化趋向的任务,而未能解决分析军费中金银的存在状态及宋代金银货币程度的问题.作者力图消除此著作的误解,并推进他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解决.     

一部史料考订与文本解读的力作——《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评介

<正>北宋与辽对峙时期,每年向辽国派遣使臣,这些宋朝遣往辽国的使臣既是外交群体,同时也是传播中原文化的媒介。在宋辽10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从维护宋辽和平关系这个角度看,使臣的活动和作用应当受到我们的肯定和重视。另外对于宋朝断代史的研究来说,"遣辽使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关系到宋辽关系、宋代官制、礼仪制度、社会风俗、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个课题具有可续性、延展性、可塑性。2016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     

宋代的官、职、差遣

宋代官制最大特色之一是把官吏的职务分成三个部分,“其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这三者各自分成许多等级,各等级又各有不同的内容,它们既可单独存在,又能合在一块,于是彼此间的交错组合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官制之网,使宋朝在国家机构的设置、政权运转的方式等方面都和其他封建王朝不相同。(一)什么叫官!宋代的“官”是表示官吏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寡,并不表示要做些什么工作,完全是只拿钱不干事的一种官衔,“盖自国朝命官……皆是虚名”。因为自唐以来的三省六部及寺监,在宋代几乎全变成了空架子,形同虚设。如门     

宋代养兵政策剖析

除明初的数十年间外,宋朝兵额是最高的,其军队占人口之比,也是历代最高的。宋朝大规模招兵养兵,主要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抵御边疆少数民族的侵扰,预防、钳制、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迫使士卒为官府劳作。宋朝养兵之费约占财政收入的70%至80%,为此,宋朝向全国居民榨取的赋税超过唐后期的2倍之多,反映了宋代社会生产较前大为发展。这是宋朝养兵政策的物质基础。宋朝的养兵政策维护了封建中央集权,也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兵变民变此伏彼起,最终走向政策制订者的反面。     

宋代军费管理责任追究

宋代军费管理中,各级官吏冒请军赏、克扣军饷和受赃枉法都要承担责任追究。随着吏治的不断败坏,对于违法者的追究也渐渐地流于形式。处罚的力度体现了宋代重文轻武的传统。     

略论宋代书院教育及其借鉴作用

书院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朝以及五代。然而书院真正成为制度和得到大力发展乃至兴盛却是在宋朝,这是与宋朝官府的支持、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的。宋代书院在组织管理、教学模式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对当时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书院在高等教育方面所蕴含的意义,也可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借鉴。     

宋代的玉津园

玉津园,宋代四大皇家园林之一。玉津园不仅是皇家的游乐、宴会场所,还是皇帝检阅军队的校场;不仅是宋朝官员的内部活动场所,还是宋代的对外交流中心之一;不仅是世俗欢乐的场合,还是端庄、严肃的国家祭祀场地。玉津园与宋代的政治、文化、宗教、军事、外交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活动显示出了宋代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     

略述明代以前藏族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交流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唐蕃双方互派使者,交流频繁。宋代,唃厮啰与宋朝的交往尽管只代表了部分藏族地区,但还是体现出来朝贡在维系二者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元代,西藏地方通过朝贡,中央通过赏赐,既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也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宋代赐宅简论

赐宅,即皇帝或朝廷赏赐给皇亲国戚、大臣、归顺者、宦官等特殊人群的住宅。它既是一种赏赐形式和政府对官房的特殊分配方式,也是统治策略的具体运用。宋朝廷为解决赐宅采取多种手段,使其具有差别、灵活、实效等特点;但赐宅的增多和华丽,不仅给宋代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而且在社会上形成追求住宅享受的不良消费风气,影响深远。     

宋朝专题

名师指要 一、考查概况自辽宁进入新课程高考以来,2007年考查宋朝的书法,2008年考查宋朝的通判制度,2009年考查宋朝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2010年考查宋代的理学,2012年考查宋代的市民文化,2013考查宋朝的经济发展,但切入点有所变化,从单纯地考查城市经济发展变成了考查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2014年继续考查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角度仍有更新,变成了对宋朝货币的考查。考查的难度随着材料的变化而逐年加大,近三年对宋朝考查难度值均在0．45～0．5之间。     

序迁与破资:宋朝州级属官群体的司法职能评价

宋朝地方最重要的审判级别是州(府、军、监),州级属官是宋朝州级审判中的主体人员,针对宋朝州级属官群体的施政评价中,司法职能考奖是最主要的制度构成部分。宋代对属官群体的任职评价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等,但中等评价成为实际考核的绝大多数,因难分优劣而成为普通级的司法评价,并对应着属官群体漫长的循资历级迁升模式;优秀级司法评价为雪活人命或修订国家法律,最高级司法评价为认定地方完成狱空治理,后两种方式才可以在资格体系中实现地位跳跃,但在宋代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因而可贵,所以宋代基层文官作为法官角色是缺少晋升空间的。     

高丽文化在宋朝的认知度与接受度——地域与阶层在认知与接受域外文化上的差异

从地域上讲,宋朝沿海港口地区是海外贸易集散地,外来人与物远远多于内地偏远地区,外来文化及观念都在这些地区首先产生影响。生长于沿海地区的人以及到这些地区游览、任职的官僚文人,都首当其冲地感受或接触到海外文化。明州与泉州等浙闽地区在宋朝是高丽物质文化最为流行、最先被认知接受的前沿,可以代表高丽文化在宋朝被认知和被接受的深广度。从阶层上讲,宋朝诗人所代表的士大夫文人,在认知与接受高丽文化上最为从容和理性,他们认知接受的深度与广度,可以体现整个宋朝文化界对高丽文化认知和接受的深广度。     

宋代耕牛贸易述论

宋代是牧牛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牧牛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农田的大面积开垦、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屠牛业的兴盛、朝廷鼓励诸因素的影响,宋代耕牛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宋代耕牛贸易的对象表现为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南方的福建、广南、两浙和北方京师开封最为兴盛。耕牛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牛区畜力不足的状况,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斡腹”考述

13世纪蒙古铁骑的赫赫武功与蒙古汗国的辽阔版图,可以说与“斡腹”密切相关。“斡腹”本为蒙军作战中经常采取的一种战术,后演变为蒙古汗国前四汗时期征服西夏、金朝、南宋的总体战略。此战略有一个假道西夏灭金,假道西夏和南宋灭金、假道大理灭宋、假道大理和安南灭宋的发展过程。     

清人对宋词用韵研究的得失与意义

经过清初关于宋词是否统一叶韵的争论以后,清人普遍认为宋词有韵可循。在宋代词乐消亡以后,词韵更是成了保持词体音乐特性的重要质素,所以清人纷纷选取宋词名家之作来归纳韵部,撰写韵书,以此表达自己的词体观念与词学思想。尽管他们都标榜以宋词为据,却都未穷尽,故而不免又有宽、严之争。,清人对宋词用韵的研究虽未完全探得宋代词韵之本,却在客观上普及了词韵观念,规范了清词用韵,完善了清代词学的研究体系。     

万千愁绪 形诸笔端——宋词中的愁情探微

“言愁”本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的习得情结,而宋词作为一代文学典范,因其固有的女性气质更加多愁善感。其愁的主要内容有思乡之切、国恨家仇、报国无门、强说之愁、离愁别绪、爱情不幸。许多言“愁”名句也是深入人心,流传千古。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愁情现象不仅与词家对自身命运、时代变迁、社会历史的感悟有关,也与宋代固有的社会状况和文化范型相连。     

论韩偓诗歌在唐宋时期的传存与接受

韩偓诗歌曾自编为《韩偓诗》和《香奁集》两部分。《香奁集》在当时的影响远大于韩偓其它诗歌。宋以后韩偓诗篇不断增加,诗集的卷数、名称俱无定准,但《韩偓诗》和《香奁集》平行流传的格局不变。《香奁集》在宋代持续发挥广泛影响,尤其受到词人的青睐,且由于与韩偓"唐末完人"的形象严重不符,以致引发真伪之争;也由于《香奁集》在宋代韩诗接受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韩偓诗风逐渐被认定为秀雅婉媚,对后人认识、评价韩偓其人其诗有深远影响。     

宋人对《史记》和《汉书》中晁错形象的接受——兼论晁错之死因

以宋文为例,探讨了宋人对《史记》和《汉书》中晁错形象的接受。宋人认为晁错确为忠臣,并认为袁盎献计杀晁错是晁错之死的直接原因。同时,宋人认为晁错削藩之策有失误之处,加之晁错有性格缺陷,谋身之计不足,终惹杀身之祸。宋代史学繁荣的背景之下,党争中出现了君子小人之辨、正邪之辨的风气,使得文人对忠臣与奸臣的论说兴趣大增。且晁错改革家的身份在宋代改革风云中能够产生共鸣,加之晁错自身浓厚的悲剧意义,诸多因素共同使得晁错成为宋人笔下常常论说的对象。另外,笔者对晁错之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小说笔记及饮食文学

宋小说已深入到大都市、小市镇的市民日常饮食生活中,使其具体、直观呈现并形成了系统,像酒楼茶肆等题材,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巨。以《东京梦华录》为代表的城市日常生活笔记文学,为宋代饮食文学构筑起一个平台,使宋代城市市民日常饮食生活独立出来。宋小说笔记的饮食生活内容已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并互相融合,从而构成了宋代乃至宋之后无比生动的文学现象。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长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盛唐,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安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时期,长安意象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蕴。宋词中的长安意象,更显得萧索冷清、哀婉凄凉,从而反映出宋代的社会状况和宋人的精神风貌,寄寓词人政治失意的苦闷和对都城的怀念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长安在宋代经济、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宋人对国家、社会的某些寄托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