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塘沽交涉新论

1933年初,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和天津处于日本关东军的包围之下,因此促使华北停战,保全平津成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政府采取非常规的做法,不以其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直接交涉解决华北问题,而是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事对日交涉。这主要与国民政府希望以地方当局的名义,将两国间复杂的政治外交问题转化为单纯的军事问题的策略有关。     

论万宝山事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

1931年7月,日本在东北吉林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国民政府当局交涉解决万宝山事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必须首先安定内部才更有力量一致对外。国民政府没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上作出明智的权衡,因而其＂安内＂的施政手段是不得人心的。     

晚清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的设置及其活动分析

1 8世纪中叶以后,领事制度愈加受重视,西方各国将领事制度作为争夺市场和向外扩张的工具。因葡萄牙国力相对较弱,与清政府关于澳门地位的谈判迟迟无法达至共识,致使葡驻广州领事的交涉事宜一拖再拖。在葡领事设置之前,葡国在广东等地的事宜多由外国商人或他国驻广州领事兼领。后经中葡多年交涉,葡国驻广州领事馆才得以正式设置。葡国驻广州领事馆服务的范围主要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等地区,领事的主要职责是密切联系广州等地方政府;参与一些政治性礼仪活动;协调粤澳两地重要的交涉事宜;维护葡商在华利益;收集相关资讯资料等等。葡驻广州领事馆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地方统治,维护了澳门、广州等地的稳定发展。     

试论郑永昌与天津日租界的设立与经营——基于日本外交档案的考察

郑永昌于1896年担任天津二等领事,后升任一等领事,直至1902年辞职,时间长达五年多。这一时期正是天津日租界设立、扩张和开发的关键时期。作为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不仅代表日方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同时利用自己熟悉天津情况的优势,在日租界的选址、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为了开发租界,他还制定了详细的租界开发计划,尽管因义和团事变而中断,但继任的伊集院彦吉领事基本沿用了此开发计划书。     

一二·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改变此前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解决方针。一方面,以一定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抗日,但将之限定在一定的、局部的范围;与此同时,又积极通过国联及英美等大国的斡旋,争取双方停战和日本撤兵。在交涉中,最初力图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中方只得接受“沪事单独解决”的方案。     

CHIANG Kai-shek and Warlord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st Suppression＂： A Case Study of Dispatching SUN Lien-chung＇ s Troops to Jiangxi in 1931

＂剿共＂为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域与视角。以蒋档、蒋日记等新资料,还原1931年初蒋调原西北军孙连仲部赴赣＂剿共＂过程,有助于深化＂剿共＂场域中蒋对地方实力派策略的认识。     

试论近代的地方外交交涉机关

中国近代地方外交交涉机关的存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南北洋通商大臣、地方督抚与海关道一起形成了清朝政府对外交涉的三位一体体制 ,地方督抚处于这一体制中的核心地位。1910年 ,清朝政府在有交涉省份设立地方交涉使司 ,以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 ;1913年 ,北洋政府则撤销各省的外交机关 ,建立直属中央和地方交涉机关 ,但地方交涉机关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局面并没改变。地方官员办外交 ,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关于直接交涉的外交斗争

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1931年12月10日国际联盟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中日双方在是否直接交涉和第三方是否介入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之前,中方同意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有条件地直接交涉。此后,中方要求日本先撤兵,然后再举行谈判。由于坚持不懈的外交斗争,中国在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表面看来,日本政府曾一度主张通过直接交涉解决“中日争端”,但日本关东军侵华步伐加快,日本关于直接交涉的外交活动,竟成为日军拒绝撤兵并继续侵略和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的工具。     

1922年青岛回归以后"山东问题"有关遗留案的中日交涉及其影响

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以后,中日双方围绕土地纠纷、租税缴纳、观象台纠纷、青佐线交涉以及青盐输日问题等有关遗留案继续进行交涉。日本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上的肆意纠缠,干扰和破坏了青岛正常的市政管理秩序,影响了青岛城市的正常发展。     

直接交涉:九一八事变期间独特的外交争论

九一八事变期间，当事国的中日双方和代表国联的英国三方之间，围绕着是否通过、如何通过直接交涉解决中日争端，发生了一场独特的外交争论。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前，中国同意在第三方介入下直接交涉。此后，针对日方企图，中方要求先撤兵后谈判。英国一度要求介入，反对日本所谓基本原则，但后来妥协，催促中国直接交涉，并答应不介入。日本尽管一直声称要直接交涉，实际上并不打算进行，除非中国接受亡国条件。因此，直接交涉不可能进行，和平解决争端也不可能。国联12月10日派遣调查团的决议，将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论1933-1934年中日之间关于北宁路关内外通车的交涉

北宁线关内外通车交涉是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后,中日之间进行的一系列"善后"交涉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由于此次交涉在政治上的敏感性而在中日之间及国民政府内部引起强烈的争议,并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本文将在参考关于此次交涉的报导或评论的基础上,较为细致地描述其迂回曲折的交涉历程并剖析此次交涉的结果对华北局势的重要影响.     

从琉球问题看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19世纪后期,中国出现边疆危机,而这一危机几乎是从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同时出现的。特别是70年代以来,伴随着日本的崛起及其逐渐显现的侵略野心,中日矛盾逐渐被激化。琉球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中日两国围绕琉球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交涉。面对此种＂双边危机＂,中国形成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同时又是＂海防派＂代表人物,从始至终都参与其中。正是在应对中日琉球交涉等一系列＂海疆问题＂的过程中,李鸿章的海防思想逐渐发展形成。     

试析21世纪初期中日地方政府交往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中日两国地方政府的双边关系,经历了由热到冷、由冷转稳的曲折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地方政府面临新的国际形势,双方的交往形式和交往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和调整。通过对中日地方政府交往特点的分析和总结,指出目前双方交往中存在着功利主义色彩浓厚、交流方式趋向格式化、大众参与度不够的问题,因此中日地方政府应以战略大局出发,从利益共同点入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换位思考,提高交往质量,谋求互利共赢。并预示今后双方的交往将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文化交流将日益提升,非友城交往日益扩大,青少年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西部内陆地区与日本的交往也将会有所发展。     

地方政府参与海外劳工领事保护问题研究

领事保护是维护海外劳工权益的重要方式.实践中地方政府参与海外劳工权益领事保护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领事保护实施机制不完善 、领事人员不足以及海外劳工的教育培训缺乏等问题仍困扰着地方领事保护工作的实施.必须构建全面多元主体参与的保护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府 、企业和工会的力量;加快服务平台建设,规范劳务外派行为;细化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劳工能力.     

上海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上海是日本幕末官方主动开展与中国交涉的首选地。在1862年到1868年间,日本德川幕府多次派员到上海或通过英国人转送信函给上海道台等方式,试图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及派驻领事等外交关系。在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修订《修好条规》的过程中,上海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广东地方督抚对外交涉权限演变探析

晚清时期,因清廷始终奉行"外交在外"的政策,地方督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权限。广东作为清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其地方督抚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清朝外交体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选取广东地方督抚这一典型,通过梳理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不断扩大的外交权限:监管口岸通商、处理通商案件、处理教案、订约、换约、租借交涉、华工交涉、筹议设领事、边界会勘、司法交涉及矿务、铁路等诸多方面,指出晚清时期广东督抚交涉权限的演变特点,分析产生这种权限扩大和权力下移的深层原因,即是传统观念及制度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入侵致外交事务纷繁及督抚个人才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而总结督抚权限的演变为清廷中央政权的统治所带来的利与弊双重的影响。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在安徽的基层行政改革

1928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安徽的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地方自治试办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重新厘定县等,改订县政经费;编查户口,划定县以下自治区域;加强自治地方官员选拔考核,查处贪污腐化;成立指导自治的专门机关,开展自治事项。在保甲制推行阶段,安徽省基层行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重新划分基层行政区划,编制保甲;二是县府工作重心由筹备自治转为＂保甲＂、＂自卫＂;三是分区设署的推行。从总的来看,国民政府在安徽的基层行政改革并未实现预期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满蒙路权外交与日奉关系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集团与日本之间关于满蒙铁路问题展开的交涉是探究日奉关系中最为复杂和突出的一个问题。铁路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到政治、军事利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态。日奉双方围绕满蒙铁路交涉的合作利用、利害冲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纵观当时国内外形势，联系路权外交的重要影响，可以更准确地评析日奉之间的微妙关系。     

透视二比一差异的缘由——广州市与大阪府政府机构设置之比较

广州市、大阪府分别是中国、日本的两个重要城市。中国的地方行政层级设置存在两级制、三级制和四级制等3种形式,为行政集权模式。日本地方政府机构是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设置,层级较少。中日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都实行分税制,但有明显不同,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是“分灶吃饭”,地方只有设置很多的部门才能适应地方发展经济的需要。中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上的差异,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机构设置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