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旅游策

“那我以后购物是不是可以不去香港,直接去海南了？能不能这么说？”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整体计划,对普通消费者和度假旅游者而言,可能意味着免税商品和更具特色的旅游体验,但是对于海南地方来说,则暗藏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和藏富于民的深意。     

从内地去香港何谈“签证”

2007年3月31日,北京某报以引题为《疯狂歌迷昨回老家 准备签证再赴香港 心理专家为其担忧--》,主题为《杨丽娟最需去见心理医生》刊出报道,反映了兰州市民杨丽娟渴望去香港见到刘德华的情况.报道在楷体提要中还写道：“在电话中她告诉记者：现在首要的是拿到签证……”把一名中国内地居民要到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去说成需办“签证”手续,这是个政治性错误.     

电视购物节日形式创新的构想

电视购物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模式,被称为继百货商店、超市之后“零售业的第三次革命”。在其出现、发展的近30年里,电视购物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欧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每年的销售额达到几十亿美元,然其在中国的发展却步履维艰。本文试图改变电视家庭购物节目模式,设想以电视台为中心,借鉴国内外电视购物的成功案例,开发一种兼具浏览、支付、评价等功能的手机支付宝,由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频道或数字频道全天候直播,并直接参与到采购、销售、售后的各个环节。在各种媒介平台上宣传销售名牌企业推出的新产品。以期为电视购物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文献工作“两重性”初探

在探索文献工作“两重性”之前,首先考查一下,文献是不是商品。文献记录了人类的有用知识,记录了科学事实、试验数据、设计方案、工艺流程、成功经验,而且还记录了失败的社会根源、历史背景、技术条件等各方因素。人们利用文献,可以“继承”前人成果,“借鉴”他人经验,少走弯路,多办效益之事,成为很有用的东西,有时竟成为无法比拟的使用价值。文献也是劳动产物,它是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记录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因而具有法规性、权威性、学术性、技术性、综述性、浓缩性、资料性、统计性和历史性等十个方面的价值。文献具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个两重性,便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商品了。既然,文献是商品,那么文献工作就可以商品化。     

经营报纸贵在擦亮品牌——《中国经营报》执行总编李佩钰问答

在中国报界,中经报团办的两张报纸《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是一道别样的风景。报纸办公的地点有点偏,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学院南路;办公的楼也不高,四五层的模样,记者去的时候正在装修门庭。执行总编“女掌门”李佩钰在记者对面坐下来,面对由机关报为龙头组建的报业集团人士来访时,口口声声“我们与你们不一样,我们不懂报纸”,好像报界的“华山派”与“神教”,而解读中国经营报会发现该报确实有许多体制内报人想不到的办报招数和市场斩获。     

华人媒体的声音

这次我是第二次为《新闻记者》写稿,我拖了很久,因为从伊拉克回来之后我到了北京,每天都在为了“非典”新闻和专题片忙着,所以这篇稿子拖了又拖。我想,对于我在这场战争里面的报道内容以及我在这场战争里面经历的东西,很多人已经从别的媒体中看到了很多。我想,既然是为一本专业的杂志写东西,不如写一些我觉得和记者有点关系的东西。这次去巴格达,首先我没有想到的是会引发关于是不是应该去巴格达的问题。对于一名记者来说,到第一现场进行报道是自己的职责,也是一个传媒机构的职责。有的人说,一个传媒机构不应该为了自己能够有独家新闻而不顾…     

美国搞亚洲电台干什么

美国参议院今年1月下旬就建立“自由亚洲电台”计划进行了辩论,并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悍然通过国务院的一项立法,授权设立“自由亚洲电台”。事隔几天,美国参议院又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案”。这项法案拨出5000万美元,作为“自由亚洲电台”的开办费。 美国务院的法案称,“自由亚洲电台”将面向中国、柬埔寨、老挝、朝鲜和越南。 这项立法标榜,“自由亚洲电台”的宗旨是:为那些庶民百姓不能享有全面言论自由的亚洲国家提供一个发表言论的论坛。 根据立法,美国政府三年后将对“自由亚洲电台”进行审查,看其是否办得卓有成效,是否有足够的收听率并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项立法还批准在美新署机构内设立国际广播局。新成立的国际广播局将负责向“自由亚洲电台”以及冷战时期成立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提供经费。     

我们的祖宗都姓“马”

说新闻不同于宣传吧,似有“摆脱”之嫌;说是宣传吧,却很少有人用好它。比如说去年的抢购风吧,合肥城连八月末那次已是“第三次浪潮”了,且一浪高过一浪。群众很想知道,究竟哪些商品要涨?何时涨?为何涨?报纸却缄默不语。于是“谣言”替代了“红头文件”,愈散愈广。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再做些隔靴搔痒的“解释”,谁信? 讲实话,如今信息爆炸,有许多东西我难得一顾。但十三大文献中的两句话,我是溶化在血液里的,那就是“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十亿中国人不可能都拥到北戴河去讨论国事,只能寄厚望于那些“人民代表”了。但前一句做得如何呢?物价的调整(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调整)是不是“重大事件”?该不该“让人民知道”?     

把“如果”后面的文章做下去

“如果国内所有车辆上使用的蓄电池都改用这种高效电池液……每年总计节省的资金超过百亿元”。(见北京日报1992年3月9日二版)如果使用王卫东的发明专利,“可为国家减少铝材进口,节省大量外汇。还有防止微量铝中毒的作用”。(见中国青年报1992年5月9日头版) 如果……如果……报刊上经常见到这样的“如果”,每一项“如果”后面的价值,有的是大得吓人的财富数目,有的是无法用钱算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每见一次这种“如果”,我就着急,“如”为何不“果”呢?仅就高效电池液一项来说(国家科委推广,可见权威性),只要做成了,所获资金的1/4就可解决三峡工程的每年投入数(25亿元),剩下75亿元又可办多少大事!这样的事不干,我们还去忙什么啊!     

说捐赠宣传的负效应

特大洪灾暴发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和翻开报纸,听到的是捐赠喜讯,看到的是激动人心的捐赠场面和文字。由此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乖乖,这么多人捐赠,捐了那么多东西,灾民们救灾有望了,国家压力减轻了。谁知到灾区一了解方才得知:绝大多数灾民只分得了几角、几元、十几元捐款,重灾民能分得几十元捐款的也为数极少。灾民们纷纷询问:“上面给了那么多钱,你们都把它搞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叫干部们下了腰包?”知内情的人知道,这次各地发放救灾钱     

雇佣谋杀:俄罗斯犯罪的新动向

在80年代中期之前,前苏联几乎没有遇到过雇佣谋杀(极个别的丈夫雇人杀妻或妻子雇人杀夫的情况例外)。这种犯罪形式是随着两类人的出现而兴起的:一类是有能力支付大笔现金来雇人实现其犯罪意图的“订户”,另一类是时刻准备为了钱财去做任何肮脏勾当的杀手(经常是拥有战斗经验的人)。 据俄罗斯内务部官员透露,近两年来雇佣谋杀案例明显增加。1992年登记的案例约100起,1993年猛增至250起。通常每起案子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受害者常常是他那个圈子里相当有名的人物。 内务部官员称,如今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犯罪分子利用暴力向某些国家机构的负责人施加压力,利用暴力恐吓或除掉商业竞争对手,包括执拗的银行家,不如期付债的债户,固执的贷款人等。他们还用暴力来解决黑社会的矛盾。     

他为什么成了新闻工作者

苏联《真理报》政治观察家马耶夫斯基在苏联的驻外记者中保持着一项纪录:乘车船和步行跨越了数千公里陆路和水路,乘飞机穿过100万公里以上的路程,到过世界各大洲75个国家,曾经从越南抗美战争前方、苏伊士运河旁、1956年的布达佩斯、前比属刚果、加勒比海危机时期的美国、1968年的布拉格、“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北京,发回了许多新闻、通讯和特写。 1972年,他52岁时得了不治之症,但他不仅不躺下,反而抓紧有生之年,尽量到艰难的第一线采访,终于在1976年初去世,年仅55岁。马耶夫斯基临终前不久为《真理报》的内部报纸《同人报》写了一篇小稿,文中说: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成了新闻工作者,而没有去当外交官(马耶夫斯基是苏联高等外交学校毕业生)?也许,恰恰是在我见习了外交工作的东京,我终于明白了,尽管外交工作很吸引人,但我禁不住在报纸天地小试身手的诱惑。我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感想,我想将人们没看到的和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人们。我明白,我不能不写,因此宁愿啃新闻工作者的黑面包,而不想吃外交官的白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