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同僚的相处之道及其启示——以居官杭州期间为例

同僚关系是古今官场中十分重要且难以处理的一种关系,其间牵涉到权利、责任、情感等多种因素。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沉,处理与同僚的关系是其时刻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一是作为副手,任杭州通判,一是作为主管,任杭州知州。无论是做副手还是做主管,苏轼都与同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苏轼在杭州的仕宦经历,从两个侧面完整地诠释了副手如何与正职、正职如何与副手之间的相处之道。苏轼认真吸取了初仕凤翔签判任上的教训,以其经时济世的政治抱负,干练的行政能力,不贪功、不诿过的品质,过人的才华,宽厚待人的性格,形成了其独特的从政风格与魅力,维持了与同僚的和谐、协作关系。这对今天的人们如何处理同僚关系不乏启示意义。     

进士同年关系与北宋景祐朋党事件

景祜朋党事件即是宋仁宗景祐年间,由宰相吕夷简与知开封府范仲淹之间的个人恩怨演变而成的两个士大夫集团间的政治纷争.在朋党事件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利用他们之间的同年、同僚关系联合起来反对吕夷简,才导致这场个人恩怨变为朋党行为,从而开启了北宋朋党政治之先河.     

论韩琦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

韩琦,北宋中期朝廷重臣,他一生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在朝为相长达10年之久,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地位.御夏战争是韩琦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中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韩琦在这场战争犯有重大错误,而对韩琦在这场战争中的贡献认识不足.事实上,韩琦在这场战争中既有错误,又为结束这场战争作出了贡献.     

岑参边塞诗新论——以人缘和地缘为视角

人缘和地缘两个维度拓展了岑参边塞诗研究的新视野.从人缘关系来考察,岑参的幕中同僚很多,但多位同僚都先他回京,这影响了岑参边塞诗中的情绪表达,岑参西域送别诗是其边塞诗的主要题材;从地缘视角去辨析,岑参先后入安西、北庭幕,不仅有主帅之别,更为重要的是有天山南北地域的差别.     

宋代韩琦家族婚姻关系特征考论

宋代韩琦家族的婚姻关系具有注重门第、世代通婚、同年家族联姻、与皇室联姻、政治联姻五大特征。 韩琦家族与宋代许多名门望族有婚姻关系，通过这些婚姻关系，韩琦家族与其他家族结成了多边的姻亲网络并迅速渗透于社会上层，对宋朝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林希逸与江湖诗人交游考

林希逸是江湖诗派中一位较有特色的诗人。他一生交游广泛,朋友甚多,大体包括求学时的同门、为官时的同僚、文坛名宿、禅师僧人、画界名流等,其中,他与江湖诗人交往甚密,本文选取对其影响较大,与其关系密切的江湖诗人考述之。[1]     

元代中后期汪古马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马祖常为例

汪古马氏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官僚家族，其社会交往网络极具特色，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和文化取向。其中尤以马祖常最具代表性。他的社会网络分为同乡、同年座主及门生后学、同僚等几层。同乡以地域为纽带，在他早年及政治失意归乡时作用明显。同年座主及门生网络是由科举和授业形成，可强化彼此的身份和旨趣，并有助于仕宦生涯。马祖常步入仕途后，同僚成为其重要的社交对象，那些政治见解或诗文才艺与其相近者是他同僚网络的主要构成。马祖常笃信儒术，但也有与佛道之士交往的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政治地位浮沉及其避世思想的曲折反映。     

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本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英国两大政党的决策机制分析——思想库、压力集团和政党领袖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英国两大政党的决策机制主要有三大行为者--思想库、压力集团和政党领袖.社会政策的制定会受到不同的思想库、压力集团和政党领袖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它们在英国社会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浅述韩琦的对夏策略

韩琦根据宋夏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对西夏的策略,先后提出攻、守、和三策。韩琦无论是主和,还是主守、主攻,都是为了保境安民,以实力遏制西夏的侵优,维护北宋的尊严和宋夏之间的持久和平     

宝元至庆历年间的范仲淹与韩琦

宝元至庆历年间是北宋的多事之秋,与夏战事纷争,与辽关系紧张,内政上问题积重。朝廷启用了一批富有政治才干的官员共赴国难。其中,范仲淹、韩琦表现尤为突出,为时人所称道,尤其是范仲淹更是被推崇为国臣第一。文章将二人在此时期的作为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加深对两位北宋名臣的认识。     

韩琦与其同年交游考论

宋朝名相韩琦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王尧臣、文彦博、赵概、吴育、包拯等同年进士赋诗饮酒,吟风弄月,结下了深厚情义。他们以交游的方式阴相联结,结成亲密的政治伙伴,左右当时的朝政,对北宋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禅悦与审美：宋代文人的心灵安顿——以宋祁禅悦诗的考察为中心

宋仁宗朝诗人宋祁,在居士禅盛行的时代,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禅悦倾向.北宋政府对佛教限制性利用的政治态度是这种倾向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奉儒作吏的宋祁,受到时代风气的浸熏,其禅悦意识渗入到诗歌创作中来,表现出当时居士禅的文化意义：禅悦与审美——宋代文人的心灵安顿之途.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果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论孙觉《春秋》学思想对胡瑗的继承与发展

胡瑗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学家和思想家,其《春秋》学思想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影响巨大.孙觉为其门人,同时也是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探讨二者之间的学术继承,有助于把握宋代《春秋》学的师承关系和整体脉络.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宋代桐木韩氏家族世系考述

桐木韩氏家族,是宋代极具代表性的以政治、学术显世的士大夫家族。自韩亿以进士起家,至其子韩综、韩绛、韩维、韩缜,产生了二宰相、一副宰相、一知制诰,衣冠之盛,一时为天下冠。其家族里籍变迁及世系传承就是典型宋代士大夫家族沉浮兴衰的缩影。     

朱熹对"以意逆志"的诠释及运用

“以意逆志”是一种传统的解释方法，它源于孟子，经过东汉赵岐与北宋孙炎的丰富和发展，成熟于南宋朱熹。朱氏认为“逆”是一种复杂的等待方式，“以意逆志”既是一种诠释方法，也是一种读书方法；“以意逆志”的运用，解决了很多经注的实际问题。     

陈尧佐家世事迹论述

北宋时陈尧佐兄弟三人,二人登宰相高位,一人任节度使,家族贵盛荣显,其后人繁衍播迁,影响久远。首先考述陈尧佐家世,指出该家族为汉代颍川陈氏和南朝皇帝陈霸先之后家道几经起落,至北宋陈省华时得以复兴。陈尧佐的生平事迹被认为好古博学、才学出众、刚毅笃实、自奉俭约、勤政爱民、实绩卓著,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南朝宋齐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

南朝宋齐皇帝为巩固皇权,预设一些重要异姓武将存在谋反等重罪,而迅速捕杀之.屠杀之后,方开出谋反证据,以证明其惩治的合理性.是为南朝宋齐皇帝的“预制重罪”政策.“预制重罪”政策的首创者为南朝刘宋文帝,其重要表现是诛杀名将檀道济父子及道济手下勇将薜彤、高进之等人.刘宋以后继立的皇帝继承了这项政策.南齐建立后,齐武帝延续了刘宋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其重要表现是处死名将垣崇祖、张敬儿,南齐此后的皇帝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南朝宋齐皇帝以“预制重罪”的政策屠杀拥有实力的武将,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君弱臣强的态势,但“预制重罪”一方面削弱了刘宋、南齐对抗北魏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加速了本朝的灭亡.梁武帝开国之后,放弃了这一错误政策,从而在与北魏作战中获得两次前所未有的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