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中革命党人众生相

突然发生的苏报案,使革命党人要面对安与危、生与死、留与逃的选择。由于个人气质、社会阅历、文化素养、社会背景的差异,章太炎、邹容、吴稚晖、陈范等人的表现很不一样。有的因官场有奥援,未被逮捕,亦未逃遁;有的自料大难临头,一走了之;有的能逃不逃,挺身就逮;有的激于义气,去而复返,慷慨入狱。英雄人物也是常人,章太炎怕独自承担罪名,简招邹容投案,审讯时又指使他人供出吴稚晖;邹容在法庭上为争取轻判表示已经放弃革命主张。一场大案展开的也是一幅世态人情图。     

“苏报案”和“曾格案”之比较新闻自由：不懈的追求

“苏报案”是一场涉及新闻言论自由的政治案件，是清朝末期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曾格案”是美国新闻史上最重要的涉及新闻言论自由的一个法律先例。两个案件虽然分别发生在东、西方社会制度、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度．但都体现了人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     

从法国外交档案看“苏报案”背后的列强争斗——兼谈清末中国外交之窘境

1903年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苏报案震惊中外,围绕是否引渡涉案人员以及如何量刑等诸多问题,清政府与在华列强,及在华列强之间展开了反复的争斗。通过对法国外交部馆藏1903-1904年《苏报事件》档案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列强干涉清末中国问题的研究,同时通过法国外交官视野也可就清末中国外交之窘境作一探析。     

文革潜写作诗歌的“情感革命”与现代精神

在文革潜写作诗歌的过往研究中,我们一直有着这样一种忽视,即忽略了其诗歌主体自我精神的独特追求和现代精神的表达向度。文革潜写作诗歌中的"情感革命",从现实爱情出发,进而突进到人类存在的基本情感,批判对于人情感禁锢的反人性运动,并最终朗示人是有着自然天性的人,是有着繁复情绪的人。这是其"情感革命"所展示的独特的诗歌之思,也是文革潜写作诗歌所绽放出的特有现代精神。     

论苏·沃利斯诗歌的传统文化意识

苏·沃利斯是美国诗坛一位女诗人,这位诗人20年前还名不见经传,但现在已是美国诗歌发展中异军突起的现代牛仔诗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诗作无论是在用词上还是在情感的表达上都显得另辟蹊径,具有较为强烈的传统文化意识,强调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该文从传统文化意识视角对苏·沃利斯的诗歌创作特点进行分析。     

抗战时期豫皖苏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和税收

豫皖苏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在华中地区规模较大、建立较早的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方面进行了积极建设和斗争,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支援抗日革命斗争,打破日军、伪军的经济封锁,活跃革命区经济,稳定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等作出了一系列贡献。     

从苏天福事件探析苏天福结捻的原因

清朝统治末年各种弊端暴露,全国各地受压迫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苏天福经常与捻军领袖接触,最终于1852年结捻,正式加入农民反清起义的斗争中,成为捻军中重要领袖,使得捻军阵营不断壮大,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不断增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朝政权的土崩瓦解。     

1903年的“苏报案”

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历史事件。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1901年清朝政府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以后,清朝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辛丑条约》的签订,引起全国人民无比的痛恨。这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广大人民面前逐渐丧失了影响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上海,是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     

论苏·沃利斯诗歌的传统文化意识

苏&;#183;沃利斯是美国诗坛一位女诗人，这位诗人20年前还名不见经传，但现在已是美国诗歌发展中异军突起的现代牛仔诗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诗作无论是在用词上还是在情感的表达上都显得另辟蹊径，具有较为强烈的传统文化意识，强调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该文从传统文化意识视角对苏&;#183;沃利斯的诗歌创作特点进行分析。     

晚清诗界革命与日本启蒙诗歌关系

晚清诗界革命深受日本启蒙诗歌影响：一是走日本启蒙诗歌学习西方诗歌的道路，由是晚清诗歌创作获取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性视野；然而，诗人接受域外学资源时特殊的民族化心理，使晚清“欧洲意境”诗歌与日本启蒙诗歌相比，质地迥异。二是以日本启蒙诗歌通俗化特征为取向，日本启蒙诗歌有助于晚清诗界开启大众化序幕以获取大众化启蒙形式。     

诗歌艺术的探索与革命——析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产生与发展

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学有着自己完备而稳定的体系，但到了五四时期。这种稳定而封闭的体系。受到了来自西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有力冲击和挑战。于是古老、封闭、保守的学体系开始解体了，学的特质、本体、观念以及艺术追求都发生着深刘的变化。作为反映时代变化最敏锐的诗歌，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率先挣脱了传统的羁縻。以其崭新的姿态，呈现在国人面前。中国诗坛所发生的这种最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表现便是象征主义诗歌运动。中国诗坛所发生的这场革命，动摇了中国传统的诗学观，使得中国的诗歌创作从以往那种封闭的、单一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迈向了开放的、多元的选择。     

应和“诗界革命”节拍的南社诗歌

对南社诗人群体与“诗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学界多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异处,但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承传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因时移世异而表现出的两派诗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分野,而只从诗学精神的追求来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的诗歌创作与“诗界革命”的精神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革命时代的“抒情”——重识抗战时期黄药眠的诗歌理论批评

作为"革命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文论家,当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陷入放逐情感的"口号空喊"与缺乏"生命情愫"的形式摹仿时,黄药眠通过重返中国古典诗史及其"抒情"传统,试图在历史的互动中谋求抗战诗歌与中国新诗的理论出路。正是从"抒情"的基调出发,黄药眠对抗战以来的诗歌进行了深入细读和理论批评,不仅在"革命"话语语境中明确提出"抒情诗论"的主张,还从诗"情"、诗"美"与诗的"形象化"三大抒情面相上进行了学理建构。黄药眠的诗歌理论批评在"革命"与"抒情"之间既坚持文艺的"内在规律性"和诗歌的"情感特质",又集中准确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还较早地确立了诗歌批评的"审美标准"及"诗歌民族形式"的发展方向,并在针砭时弊中为抗战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革命"激进的政治话语语境中,黄药眠诗歌理论批评所发出的"抒情"声响,既蕴藏学理,又富于现实感,极具诗学特色和历史价值。     

日本近代诗歌发展及影响分析

从翻译诗歌的接受到本土原创诗歌的兴盛,日本近代诗歌经历了一个传承与创新的过程。而与日本近代小说被中国学者大量译介的盛况相比,日本诗歌为何始终＂养在深闺人未识＂。究其原因,除了同时期中国本土诗歌的蓬勃发展之外,与中日诗歌译介方面的＂艰辛＂及诸多社会文化因素都是不无关系的。     

“革命”与马克思理论

革命定义历经变迁.马克思革命理论在其思想整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革命理论的逻辑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论前提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理论旨归是其共产主义学说.革命在马哲、政治经济学、科社三大组成部分中具有其逻辑合理性及其理论的一贯性.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其思想整体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为拯救和富强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革命运动和渐进的社会改革,二者虽然方式各异,却往往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身体与革命——论“革命＋恋爱”小说的身体书写

在“革命＋恋爱”小说中，身体书写为我们理解这一类型小说的丰富内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革命需要身体来进行．身体需要革命来运动，身体与革命是两个互动的因素。身体有着无法被革命话语压抑的言说与诉求。革命叙事不仅对身体进行新的规范，而且生硬得扭转身体的欲望，僭越了身体。     

诗歌基本理论问题与我国诗歌的发展

中国新诗不发达，主要表现在基本理论的薄弱，当前更是如此。这都和对白话新诗整个发展史的认识分不开。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发生的中国启蒙运动，因此，它带有某种盲目反传统的倾向。白语新诗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思想的解放不等于思想载体（诗歌形式等等）的解放，因而诗歌形式的研究成了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以倡导白话格律诗的创作作为目标是过去诗歌形式研究的误区。     

“微革命”风暴下公共危机事件的“微处理”

由微博等掀起的＂微革命＂越来越呈现出影响舆论甚至制造舆论焦点的力量。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的管理者,可通过微博采用＂微处理＂的方式,及时发现问题、回应关切、沟通信息、服务群众、引导舆论、规范行为。熟控＂微传播＂是确保微处理有效运作的前提,破解政府面对危机时的惯性思维是微处理有效运作的基础,建立完善微传播系统是微处理有效运作的关键。     

“革命”的负面化与民初政争形势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自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运动虽有经历高低起伏,但"革命"本身作为一种信仰,已拥有当然的合法性。揆诸史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辛亥革命结束后,国人"革命"情绪急遽消退,由竞言"革命",转为讳言"革命",以至忧心"革命"再起。"革命"形象的迅速负面化源于国人对"革命"的认知,也与旧官僚及立宪派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而革命党人未能挺身为"革命"辩护,加速了"革命"信仰的失落。革命前后国人对"革命"态度的强烈反差,说明"革命"尚未成为国人的"集体信仰"。在"二次革命"中,革命派已不得不为"革命"辩护;而在护国运动中,护国军非但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第三次革命"的旗号,相反,竟然声言起事非革命,乃为反袁氏复辟帝制制造革命,即为"革革命"。这些都说明,当时国人眼中的"革命"更多地还是类似于传统的改朝换代,故被许多人视为"暴力"、"破坏"的代名词,民国成立,其合法性亦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