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

西汉初期,匈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在与匈奴打交道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早期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的"征讨政策"、汉武帝后期的"绥抚政策"虽终武帝之世,匈奴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但为以后最终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也对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

西汉王朝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实行"和亲政策",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实行"征讨政策",不但没有征服匈奴,反而使汉朝国力衰退。元狩四年以后,对匈奴实行"绥抚政策",又使经济恢复发展起来。从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西汉遣往匈奴、乌孙的和亲使者

这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的一种有悖于“昭君精神”的提法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民族团结，和平友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不可能由任何个人所独自完成。纵观历史长河，中华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现象，正是在经济需求互为依赖，血脉亲缘紧密相联的基础上，经过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长期坚持才形成的。所以，“昭君精神”不应该有排他性，任何人为民族团结、和平安宁做出贡献，都属于“昭君精神”。细君公主早在昭君之前70余年即已远嫁乌孙，并且能在非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完成了和亲使的使命，最终以不满25岁的年龄，客死西域。我们不但应该同情她，更需要理解她，尊重她，而不应该贬低她。最终以不满25岁的年龄，客死西域。我们不但应该同情她，更需要理解她，尊重她，而不应该贬低她。命她来与昭君相比较，也不合适，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互不相同。细群为民族团结，经济化交通做出的贡献，远大于昭君。     

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看汉对匈奴的外交策略

西汉属国是为了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而设立的,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归降匈奴的,这也反映出匈奴问题在西汉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管理方式以及属国设置的背景、目的和作用方面论述了汉对匈奴恩威并重的外交策略.     

简析匈奴鼎盛背后的中原政策支撑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它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衰落于公元前一世纪．其中西汉是其重要的发展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化哪方面讲都得到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匈奴发展迅速。西汉对它的政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略论汉唐"和亲"的特点与影响

在中古代历史上,“和亲”被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特殊策略而存在,它发展完善于汉唐时期。汉代“和亲”的特点表现在:划疆立界、前后期态度的不同及借“和亲”之名行互市之实;唐代“和亲”较汉代,则有新的特点:盛况空前、“和亲”的对象开放性、目的的多样性及“和亲”公主本人直接地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汉唐“和亲”的影响深远:经济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拓展;政治上,促进了大一统、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文化上,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历经了两次重要变化,前者是汉昭帝、宣帝时对边疆的攻防调整及王莽的怀柔政策,后者是王莽代汉建新后的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政策。文章首先对这两个阶段边疆政策的嬗变过程作了翔实梳理,总结了边疆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与特征,进而对两次嬗变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边疆经略角度对王莽边疆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了探讨,最后对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嬗变及其结果对东汉光武帝边疆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     

西汉时期的西北边防与边垦

西汉初期,国力较弱,边防危机四起,统治者认为武力御边困难较大,因而采取徙民实边和屯田固边的形式,加强对西北边疆的守卫和建设。该项政策从文景时期开始,至武帝时期规模渐大。它不仅解决了驻防军队的军粮问题,同时还对开发和建设西北边疆,巩固西北边防,乃至于巩固西汉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

西汉前期所设置的刘氏诸侯王“相” ,为维持中央王朝与诸侯王的正常关系 ,起到了重要作用。对诸侯王“相”称谓的设置和变迁 ,诸侯王“相”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 ,汉廷选任“相”的方式、标准 ,“相”的行政职责等 ,应作必要的讨论。     

论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本文分四个阶段对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先秦时期主要是戎人,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羌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有过匈奴、鲜卑、羌、氐、羯、乌桓等族的足迹,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党项和吐蕃族。最后认为,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这种争夺,使陇东由中原王朝的边疆转化为内地。各民族共同开发经营了陇东,使陇东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农牧兼营的经济格局。     

匈奴的宗教与信仰体系

秦汉时期,匈奴形成了完整有序的宗教与信仰体系:以信"天"为核心的自然崇拜体系,相信灵魂不灭与祖先崇拜,迷信鬼神、偶像崇拜并崇尚勇武,习惯盟誓,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多行使巫术,巫履行宗教行为外兼及医之职能。该体系对匈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有利于其统治者维护统治,增强本族凝聚力,是匈奴游牧政权的精神支柱和匈奴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也谈匈奴及其先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兼同陶克涛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匈奴和中原的关系是中国历迎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加以讨论,并就此问题同陶克涛同志商榷。(一)在黄河流域上游、下游及北方,不管各民族的具体关系如何,而历经夏、商直到周代春秋战国。各民族是错落杂居并互相融合的。(二)秦西汉时期,汉、匈等北方民族关系的再认识。(三)就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特别是西汉和匈奴)关系上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同《毡乡春秋·匈奴篇》的观点进行学术争鸣。     

“引经决狱”影响下的西汉司法审判制度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时期,后经汉代董仲舒的发展,逐渐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经决狱"是汉代法律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大了汉代的严刑峻法,对汉朝的司法审判以及吏治腐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经决狱"后经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在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中华法系形成的过程中也有重要的作用。     

汉初＂和亲＂评价及其辨析——“一封塞外来信”引发的思考

关于王昭君的“和亲”,绝大多数老师都给予正面的肯定的评价。因为,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呼韩邪单于和昭君,为汉匈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教科书还引用了《汉书·匈奴传》中的话进行评价：“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而且,董必武的诗作《谒昭君墓》之“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也是家喻户晓。     

南宫出塞为什么这么悲伤？——浅谈课堂中历史影视的运用

影视情境教学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学历史课堂至今，运用日频。但随着二期课改的深入，除了过去一直存在的简单把影视文学作品当历史的“硬伤”以外，还有一些新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主要表现在不少教师将影视情境的运用仅仅停留在激发兴趣或烘托气氛的感性层面，不善于把它和“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联系起来，充分运用和升华。     

贾谊与西汉封建文化的多方位建构

随着中原文化研究的升温,中原名人文化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中原名人文化是中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对中原名人文化作专题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原文化的历史贡献,也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打造中原文化形象、提升文化自信力的重要手段,更是进行当代中原核心文化深度开发和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为此,本栏目邀请了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推出三篇笔谈。罗家湘教授的文章以黄帝为题,认为黄帝以战争制止侵夺,维护和平交往,以其事功与道德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精神数千年的偶像;王保国教授的文章以贾谊为题,认为贾谊提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重农抑末以及推重儒学等主张,不仅为汉代封建文化的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文化的面貌;王士祥、李华梅的文章以杜甫为题,认为杜甫以博采众长的心胸成就了诗艺的精湛,因儒家情怀的熏染成就了人格的伟大,以诗歌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文化内涵所形成的圣者形象沾丐世人。他们分别从武功、文治、诗歌三个角度对此课题予以观照,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展示了中原文化垂范后世的品格。我们推出这组笔谈不唯为了呈现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实绩,更希望借此推动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培养幼儿“亲自然”情感和行为的策略研究

通过幼儿亲临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分享大自然的乐趣,来增加环境知识、生物知识,并通过有趣的游戏认识大自然与人的关系,从而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为此,雪堰中心幼儿园选择了《培养幼儿“亲自然”情感和行为的策略研究》为课题,对如何培养幼儿“亲自然”的情感以及行为的种种策略进行实验研究。     

交融与一体：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与“中国”——《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引出的话题

“边疆”与“中国”是内涵丰富的两个词语,而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是认识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关键。《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有关“云南”和“中国”的学术预设存在问题,相关探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是其代表,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从中华大地独有的疆域观、族群观和政权观去审视才能清晰看出作为历代王朝存在区域的“中国”和其外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如何通过“交融”而最终走向“一体”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