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

“走资派”,是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干部的简称．文革当中毛泽东也曾讲过：简单说。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人。     

“文革手抄”批判提纲

近来,一股“文革手抄”热流在涌动。一些不负责任的炒作,使一些对“文革”不甚了了的小青年似乎发现了新大陆。更有甚者,要将“文革手抄”作为经典载入文学史册! 对此,作为一个“文革”过来人,有必要说几句真话。“文革手抄”政治批判“文革手抄”是“文革”极左和青年狂热相结合繁殖的怪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旗帜的指引下,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极左的成长轨迹。而从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揪叛徒”、“挖特务”、全民“清理阶级队伍”,则是“文革”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道路。“文革”极左一煽再煽,狂热的青年群体则一烧再烧,整、揪、挖、清,忙得不亦乐乎,     

总结 积累 发现

总结积累发现济人既要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也要留心总结自己的经验。这句话，容易被人当作“套话”而忽略，但它确实是新闻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求真知的必由之路。我在以往的新闻生涯中，是吃过忽略总结经验之苦头的。回想“文革”前那１０多年，终日忙忙碌碌，每天...     

赫鲁晓夫评画

有一次,赫鲁晓夫去参观一个抽象派画展,看着看着,他大骂起来“:这叫什么画,一头驴子用它的尾巴可以画得比这更好。”他把负责画展的恩斯特叫来臭训一顿。不料,恩斯特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当面顶撞说“:你不是艺术批评家,也不懂美学,你对美术作品一窍不通。”赫鲁晓夫自然不理会这个,反而说出一番令人大开眼界的真心话来:“当我是一名矿工时,我不懂;当我是党的一名低级官员时,我不懂;当我在往上爬的各级阶梯上时,我不懂。但今天我是总理,是党的领袖,因此,我现在当然懂得,不是吗?”赫鲁晓夫评画     

《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自序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四十三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做了十四年艺术教育工作之后(刨掉“文革”期间六年“无业”),“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有中断过,迄今三十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三十年。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     

新闻人物与人物通讯

人物通讯是对“新闻人物”的报道。“新闻人物”则是典型性、新鲜性、个性显著的人物。 典型性使“新闻人物”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某种趋势,反映了时代精神。正如穆青所说,“人物通讯贵在表现时代精神,难在预示历史趋势。”以人物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见穆青《十个共产党员》)为例,文中的吴吉昌在“文革”中的遭遇,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视为     

文化向往与出版随想

人的许多习惯和爱好是特殊环境造成的。“文革”开始那年，我十三岁。学校闹革命．不上课．在家闲居．百无聊赖，惟有读书——当时中学里的图书馆都被“破四旧”了，书大量流散到学生手中——这是那时住在楼群中的城市孩子们惟一的“文化娱乐”。读小说、武侠、侦探(如《七侠五义》、《福尔摩斯探案集》)；读爱情，读人物传奇     

孙维世之死

文革中,烈士子女孙维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在“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档案中,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观察·理论·撞击

“我采访过的人,许多都成了挚友。他们和我有话说。作家要有与高智能人物相似的观察人生的理论,才能互相撞击”。这是以“怪味”著称文坛、连续四年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作家祖慰,介绍他采写报告文学的经验。祖慰曾在散文《观上观》中,通俗地讲述了自己的这一“撞击”理论。我觉得,了解并释述这一观点,有利于培养记者、通讯员的思辨能力,提高新闻稿件的命中率。《观上观》讲的是他自己在不同年龄,     

知识园地

“一代书痴”钱钟书钱钟书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曾声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文革期间,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农村劳动,过的是集中营式的男女宿舍的日子。一次,钱钟书夫妇在菜园见面,杨绛指着看菜园的窝棚问:“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     

赫鲁晓夫出台《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始末

赫鲁晓夫在俄罗斯历史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位比较值得玩味的政治家。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一直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培养为接班人．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却大反斯大林．     

消费时代与奢侈病

谢铁骊在“文革”前导演过一部名为《千万不要忘记》的电影,如果不是去年的某个午夜,又从电影频道看到重播的这部影片,我大概会永远将它忘记。故事发生在某个“工人新村”,主人公是个叫少纯的青年工人,本来挺上进的,后来被岳母带坏,变得爱慕虚荣,竟然花一百多块钱的巨款给自己买了身毛料衣服,为此不得不去打野鸭子卖钱还债,结果不仅被老爸臭骂,还险些酿成生产事故。     

“求异”出新意

怎样才能使小言论出新意呢?通过阅读《新闻与写作》,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求异”。去年9月我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剧中的厂党委书记无所作为,一味阻碍改革,打击改革者。党委副书记明哲保身,作风圆滑。党委委员们也都是些庸庸碌碌的人物。而一位青年厂长一枝独秀,单枪匹马地奋战。这与“文革”中描写“走资派”的作品差不多,不同的是那时     

沈嘉蔚文革的人质

沈嘉蔚一直在画历史画, 从“文革”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只不过,这数十年中,对于“历史”, 他愈发有了自己的理解。 他想用真正写实的方式传达自己的 理念,“在我们求知欲最强的时候, 被灌输了一些不真实的历史知识, 我就想把它扳过来。”他这样说     

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派报略述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持续10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今,“文革”已成为历史,在“文革”中出现的小报,是这一历史的记录簿,也是一部反面历史教材。因此,研究“文革”小报,有其重要的意义。     

劳动在一百多个行业

[开场白] "文革"中没有劳动过的人(中青年)几乎没有,可是像我这样到一百多个行业劳动过的,大概也不多. 这段特殊的劳动经历是与我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什么"特殊地位"呢?简单地讲是两点:一、我没有入派.没入派的好处是两派都不把我往死里整,坏处是两派都不会亲我,保我.二、我的年龄决定我不可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连个芝麻大的疑点也没有.因此,我公开声称:一、我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党'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权派".二、对我"不可不用,不可重用".不可不用,是因为我不是"三种人";不可重用,是因为两派都不亲我.再加上,我的处世哲学是:对两派保持距离,对两派中的个人没距离.因此,我人缘比较好.     

表扬稿也不能如此编造

2003年9月,武汉市一家报纸登出一篇人物通讯引起我的注意。因写的是我的亲戚,通讯中描述的事我知道来龙去脉。当看到一些情节无中生有,我非常生气,打电话质问亲戚:“你怎么能向记者说瞎话?”亲戚委屈地说:“记者没有采访过我,我没看到报纸,也不知道哪个记者写了稿子。”不久,又见一家报纸登出一篇人物通讯,写的是我的朋友,事情经过我很清楚,发现有几处明显失实。我问朋友是怎么回事,他说:“署名的记者、实习生没有一个人采访过我,也没采访过我的家人。”我不禁想,这两家报纸登出的其它人物通讯,还有多少属于类似情况?记者写我的亲戚、朋友的…     

我在等待着

这些年来,有些人一直主张应该把“文革”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文革”。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些血淋淋的岁月。巴金老人曾经说过:”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我始终以为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我的那些遇过难的朋友们也都以为是对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刺耳。于是,巴金老人倡仪     

我也做了一回“大禹式”人物

没想到,我也做了一回“大禹式”的人物,两过家门而不入。那是发生在我接班“沿江行”的第四天。一大早,我们坐采访车从溧阳出发,赶到镇江,已是中午12点多了。吃饭桌上,就对当天的采访题目     

海峡的那一边

1990年的某一天，我不经意间收到一封寄自台北的信函，信函的内容大抵是说：主办方即将在台北创办一本面向全球的大型华文儿童文学季刊，特邀全球各地的业界人士担任该刊的撰述委员，特邀撰委名单将在创刊号上刊布，望万勿推辞云云。从这封信函得知，本人有幸被推为大陆地区的特邀撰委。信函末的落款是该刊的创办人兼发行人，一个陌生的名字：林焕彰。收到这封信函，老实说，除了有些意外和高兴，更多的还是迟疑和忐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复。在此之前，我从未与台湾方面有过交往，更别说直接担任台湾刊物的特邀撰委了。我知道，我之所以有如此的想法，说白了还是内心深处那个挥之不去的“文革”印记在隐隐发生作用。有过“文革”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台湾关系”绝对是个令人心悸的可怕词语。多少家庭为此噩梦连连受尽折磨，我和我的家人就有切身体会。没过多久，同样内容的信函再次寄了过来。显然，寄件人希望我尽快回复，因为创刊号即将付梓了。这次，我没有再犹豫。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毕竟，时代的轮盘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我细细阅读了创办人兼发行人真诚的邀请函和他那让人感动的“走上儿童文学的不归路”倾其所有“零花钱”的创刊设想后，我更相信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了。这就是1991年1月出刊，至今仍在持续出版的《儿童文学家》。这也是我与焕彰通信交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