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论的审美新追求

杜甫诗论的审美新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兴”、“意”并重论既总结了传统的抒情说,又开启了宋人的尚意之路;言“法”之语是宋代诗学“诗法”论之滥觞;雕琢而后有“神”的追求与宋代诗学之主体精神一脉相承。     

“禽言诗” 漫话

大自然之中,禽鸟种类万千,其鸣声有不少与人们的某些语音相近;于是,前人便以鸟语谐人语入诗,以反映现实生活,抒发内心感受。这类诗歌,谓之“禽言诗”。 禽言诗起于宋代。宋代诗人梅尧臣曾作《四禽言》诗,后来,苏轼仿其作《五禽言》,他在诗序中云:“余寓居定惠院,绕舍皆茂林修竹。春夏之交,鸟鸣百族,士人多以其声之似者名之,遂用圣俞体作《五禽言》。”至明清两代,禽言诗便盛行开来。 前人的禽言诗,各取不同之禽言入诗,     

言偃:孔子政治理想的积极实践者

在孔子众多的弟子中,言偃一向是以文学之士的形象出现,并得到后世推崇的。孔子在世时就曾论及过其弟子们的成就,指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西汉时期,司马迁以史学家特有的睿智的目光,确认孔子对其弟子较为公正的评估,在其传世巨著《史记》中留下了孔子的“受业身通者”“皆异能之士”的忠实记录。到宋代,言偃更是被朱熹誉为“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的“豪杰之士“。言     

由刘桢诗漫话文气

魏晋南北朝文论、诗论多言“气”。曹丕首揭“文气”说,此后刘勰、钟嵘沿用之,并有所发明。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宋代苏辙主张为文养气,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槐提出“神气”     

从《小山词序》看宋代词学寄托论的产生

黄庭坚《小山词序》标志着宋代词学寄托观念的产生。它揭示了宋代词学寄托论的基本内涵：一是作者须有难以直言的怨恨和不能直吐的愤懑，而又必须言之吐之，故天能用寄言托意的表现方法；二是词的寄言托意一般采用诗骚以来比兴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三是寄言托意之词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其合者”是有特定含义的“寄托”，“其下者”则是一般意义的托物言情。     

行商与宋朝国防建设

很早以前,中国人就把商人分为“行商”与“坐贾”两类,他们的区别如《白虎通义·商贾》所说:“商贾何谓也?商之为言章,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固有其物用,以待来民,以求其利也.行曰商,止曰贾.”这种划分,对于宋代大体也是适应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兼谈《诗经》的比兴合用

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一般把《诗经》中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分成“赋”“比”“兴”三类,并把它们与《诗经》的三大组成部分“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而言之,赋就是直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是托物起兴。     

“夺胎换骨”说质疑

“夺胎换骨”作为宋代很有影响的一种诗歌创作理论,历来被认为是黄庭坚首倡。其唯一根据是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这一说法,被沿用至今,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黄庭坚也由此成为形式主义诗风的始作俑者,遭到人们的贬斥批评。但是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认为惠洪     

瓦舍勾栏与市人小说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种以白话为基本特征的小说大量产生。宋前小说如魏晋南北朝之志怪小说，唐之传奇小说多用言，亦且较多掌握在人手中，至宋代，以志怪为主体的言小说创作日益消失，而所谓“市人小说”却迅速发展起来，排斥俚鄙的学传统不能成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这一现象的产生应归结于两宋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特别是瓦舍勾栏的出现，直接为“市人小说”的大批出现提出了可能。     

严谨务实的古典文学专家温洪隆

前些年翻阅《宋史》,见该书对宋代学者俞汝尚有这样一段记述：“为人温温有礼,议论不苟：不可于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尝妄也。……不以贫乏挠其怀,淡于势利,闻人营言善行,记之不忘。”     

小议“恰恰”

初中语文课本中杜甫七绝诗《江畔独步寻花》之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最后一句中“恰恰”二字,历来注家纷争,分歧颇多。概括起来,大致有四:其一以宋代朱翌为代表。他在《猗觉寮杂记》中依《广韵》将“恰恰”训释为“用心”,“恰恰啼”便是“用心啼”。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恰恰啼,犹言着意啼”,     

万千愁绪 形诸笔端——宋词中的愁情探微

“言愁”本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的习得情结,而宋词作为一代文学典范,因其固有的女性气质更加多愁善感。其愁的主要内容有思乡之切、国恨家仇、报国无门、强说之愁、离愁别绪、爱情不幸。许多言“愁”名句也是深入人心,流传千古。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愁情现象不仅与词家对自身命运、时代变迁、社会历史的感悟有关,也与宋代固有的社会状况和文化范型相连。     

浅谈《三言》与《宝文堂书目》的同源性

《宝文堂书目》作为明代的私人藏书目录,其著录的宋人小说一般被认为是留存到明代的宋代话本。“三言”也吸收了宋代话本的精华,各家小说史均有论述。《宝文堂书目》作为宋元明话本、拟话本传藏的一个重要载体,与“三言”有很多类似之处。“三言”在吸收元明新作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宋话本小说,这其中《宝文堂书目》功不可没。     

同是咏“鱼” 寓意不同——品味两首咏“鱼”诗

“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说过:“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游褒禅山记》)这话说得极为鞭辟人里,通过咏物来抒情言理,这是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这里选两首以“鱼”为描述对象的诗,作些分析比较,赏析其借“鱼”抒情的深远意蕴,借“鱼”说理的深刻寄寓。     

天"不言就证明他能言而不言"吗?--对冯友兰先生天"不言"解释的思考

《论语·阳货》载孔子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亩哉?”对此句中“天”的解释有两种:一为自然之天,一为有主宰意志之天。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孔子所说“天何言哉”之“天”指的是有主宰意志之天,其根据是“说不言就证明他能言而不言”。本文认为,冯先生的证明方法是不可靠的。而且,在先秦人的思想观念中,无论是自然的天,还是有主宰意志的天,都不存在“能言”的问题。“天何言哉”只是表明天“不言”这一事实,并没有天“能言而不言”之意。     

欧阳修对“气盛言宜”说之发挥与创新

韩愈“气盛言宜”说之所以历久弥新,割离不开后辈对其的发挥与创新,而这其中最为夺目的一朵奇葩当属北宋的欧阳修。他通过批判的继承传统而自我树立之路,使得韩愈之“气盛言宜”在宋代成为破茧而出的新生命。     

宋代婉约词审美拾零

宋代婉约词是古代文学优美风格的代表。它最讲究艺术结构的曲折迂回．递进层次。宋代婉约词的语言受内容的制约．多言儿女情事．多抒人生情思．所以语言晶莹玲珑、清新柔婉。它的意境具有隐美的多义性和若即若离的不确定性特征．实质上就是一种朦胧隐约之美,通过朦胧、模糊的形式,含蓄蕴藉地表现出“象外之象”、“言外之意”,使欣赏者以创造性的想象、联想活动,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审美再创造的愉悦享受．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简说《江南逢李龟年》与《江南春绝句》中的“意”

古代诗人和诗评家都很重视诗情的含蓄.宋代欧阳修认为:诗最好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清代吴乔也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围炉诗话》).含蓄,就是不直不露,能将诗情表现得更深更浓,刘勰把它比作“河流中蕴藏着的珠玉”(“川读之韫珠玉”);含蓄,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姜夔:《诗说》),给读者留有余地,由读者去咀嚼,去领悟.     

“不知”知多少--例赏古诗语言含蓄美

宋代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写道：“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是啊,句中有耐人咀嚼的余味,篇中有令人深思的余意,这才是诗言运用中的上品。如“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李白《怨情》）诗中着“不知”二字,则“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尽显风流。这“不知”得多撩人啊!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说献疑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即“造极说”)从20世纪末迄今二十余年,被越来越多的宋代历史、宋代文学、宋代思想研究者所接受。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尊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的宋学倾向,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发表“造极说”有着特殊的语境,因此不宜简单地用陈寅恪先生指称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之“造极”来涵盖包括文物制度在内的宋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更不宜作为夸耀宋代整体文化发达的一种标签。二是陈寅恪等学者身处救亡的历史大背景,强调华夏民族的单一性、独尊儒家文化的学说思想,是当时时代条件使然。就其尊崇气节和提倡纲常理论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之后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理论相仿佛,即“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故不能以此厚非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