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供养僧服考论(一)——僧装的类型变化

本文以图像为依据,结合史料,对石窟和出土文物中的供养僧人服装类型及其变化进行探讨。佛教传入中土,各代僧人服饰有所差异。由于地域、民俗风情的不同,敦煌供养僧服在各时代不断变化,其形式多样,与印度原始僧服制度差别较大,显示了中土佛教僧服的复杂性与时代性。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涉起义为何“袒右”

《陈涉世家》:“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袒右,就是露出右臂。这个细节,司马迁特别加以记载,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有特殊含义而且在情节结构上有重大作用的细节。其特殊含义是什么呢？《佩文韵府》说:“以别于众也。”现行中学语文课本注:“作为起义的标志。”两种说法其实是一样的。既然作为“标志”,为什么不“袒左”或用其他符号,却偏偏“袒右”？显然,《佩文韵府》和中学课本的注都根据不足。“袒右”和“袒左”是不一样的。《仪礼·乡射礼》:“袒决遂。”郑玄注:“袒,左免衣。”贾公彦疏:“袒左者,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唯受…     

论《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

发掘《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走出简单地把《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视为迷信故事的误区,可以发现《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其既有佛理依据,又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和道教传说关系紧密,对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高僧传》中显现神通类的僧人神异事迹,记载的多是僧人因具足佛教神通而显现的特殊才能,其佛理依据是佛教"六神通说"。且《高僧传》中具足佛教神通的僧人所具备的异能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仙传中仙人的奇才异能,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僧人为了弘传佛法,对之极为看重,大加利用,制作并宣扬一些佛教神异故事,以神异事迹征服人心,以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正确认识《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早期佛教的发展史。     

六朝时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及其佛经译介

南亚是佛教的发源地,东南亚是佛教流行的地区。六朝时期是佛教继续传入中国方兴未艾之时。海路也传入是佛教入华的重要路线,中亚、南亚、东南亚僧人经海路入华,中土僧人经海路往返,他们在佛教东传和佛经翻译方面成就卓著。     

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以唐代取经僧人的记录为中心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世界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开辟完成,中国与世界更全面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出特别之处.中国僧人纷纷前往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到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成为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胜迹之外,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中国,是求法僧人的主要目的.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主动前往,为佛教中国化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杭州七宝山仁王寺摩崖造像调查及相关问题

浙江省杭州市七宝山仁王寺遗址以北的佛教造像,存造像三龛,凡五尊,拥有我国古代已知体量最大的汉传僧人像龛。依据造像造型、题材结合史料分析,推测摩崖造像始凿于附宋之后。10世纪后,两浙地区开始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七宝山造像突破了汉地僧人像的制作规模。宏大的僧人像、西方三圣来迎像的塑造,是南方地区佛教信仰进一步本地化、大众化的重要标志。     

试论日据时期闽台僧人的交往与互动

日据时期,台湾海峡并未成为闽台两地僧人交往互动的屏障,闽台两地僧人交往热络,互动频繁,台湾僧人前往福建的模式有:求戒、访师、修行、求学、参访、出家、学仪、弘法、任职、传戒等;福建僧人前往台湾的模式有:募化、开山、弘法、传戒、参访、出家、度化、修行、传法、修寺等。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曾一再强行推行其皇民化佛教,试图切断台湾佛教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以此改造台湾的传统佛教,由于闽台佛教界有着不可分割的法乳关系,故闽台佛教间的交往互动从未停止过,日本的企图并未实现。     

名士释子共入一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佛教在士大夫阶层的传播

《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僧人的故事,从他们与名士清谈、交游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佛理研究的深入以及佛教在当时的传播情况。以《世说新语》为基础,去考察当时僧人的文化素养,与名士交游的情况等等,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佛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很多材料,从中可以具体地感受到当时佛理与玄理相互渗透、僧人与名士共入一流的现象。     

浅论宋代僧词对词体功能的拓展

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文学不断受其影响。在佛教与文学融合的众多文学现象中,僧人作词颇值得关注。佛理禅意词是僧人对词体功能拓展的一个重要尝试。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

东晋南北朝时期, 分裂对立的南北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交往。许多僧人跨越南北国界, 到对方政权地区驻锡、取经, 传经、游方观听、寻师访道、授戒收徒。各国统治者也争相礼敬交通他国高僧。每当某国法事兴盛之时,都有大量对方僧人移居于此。而在北方的几次动乱和法难中,又有大批僧人逃往南方。南北之间僧众和书信往返不断, 动静相闻。因此到了南北朝后期, 南北佛教教义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南北之间密切的佛教交流, 维系了双方共同的意识形态, 为隋朝统一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背境     

《儒林外史》中僧人群像的世俗化特征

《儒林外史》中的僧人群体是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是世情的重要呈现。深入挖掘僧人群像,有利于全面认识明清时的社会现实,理解作品批判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小说中僧人贪婪势利的形象,可以探究其群像的世俗化特征以及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佛教在明清呈现衰微趋势,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再者,吴敬梓受颜李学派影响,对佛教持批判态度。这些都导致了《儒林外史》中僧人的世俗化表现。     

先秦"袒"礼考

在先秦,尤其是周代,除了礼赋予人们外在礼节形式的要求外,更强调人们内心对礼的敬意,以及突出个体内心的自省,内外兼具,即可完成对个体人格的塑造,而＂袒＂正是应于这一要求而产生的。＂袒＂是一种行礼者以外在动作语言的方式表达自身对礼的敬意的表现,同时依照行礼者所要表达意思的变化,这一方式也出现在了要求惩罚的场合。＂袒＂按照具体分类可分为＂左袒＂＂、右袒＂以及＂肉袒＂,不同的分类内在含义不同。     

北宋佛教的世俗化及其表现

自唐以来,佛教世俗化明显,至宋则日益突出。北宋佛教的世俗化在僧人身上有着明显反映,主要表现在四端：强调礼乐,以伦常落实于丛林;强调以释归儒,对世俗权力的依附加强;佛门戒律松弛,僧人物质欲望扩展;诗僧追名逐利,入世情深。     

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

乾隆帝少年时代便密切接触佛教,通过同章嘉三世的交往,深刻领悟了佛教文化;在与超字辈僧人同参法会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上层僧人的趋炎附势,对其投机钻营的行径产生了厌恶之情;而在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乐善堂全集》中,其对佛教寺庙的喜爱,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对参禅悟道高僧的尊重多有描写。从这些诗歌中可以推断：弘历少年时代形成的佛教观具有理想主义倾向,这无疑影响了他即位后施行的佛教管理政策。     

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权威的谋求与确立——以《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为中心

《高僧传》中,佛教徒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大量僧人神异事迹,这些神异事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权威从谋求到确立的全过程。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交往类神异事迹塑造了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交往的多种模式,从不畏惧旧有神到成功制服旧有神,从旧有神对僧人尊敬、对佛教支持到旧有神受戒奉佛、完全服膺佛法,中国本土神祇体系的权威在僧人神异事迹中被逐渐消解。佛胜道巫类僧人神异事迹,通过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的人间代表巫者、道士威力的比较,证明佛法优于巫术和道术,进一步降低了中国本土神祇的权威。降低中国本土神祇的权威是为了抬高佛教权威。宣扬梵神威力类僧人神异事迹,凸显了佛陀及其弟子的威力,营造出中国佛教神祇体系并树立其权威。在此基础上,佛教徒还通过神异事迹的制作,成功地在"佛命"与"天命"之间建立联系,给君主的即位天命蒙上浓厚的佛命色彩。南朝君主在编造其即位的"天命"神话时,采信佛教徒的"佛命"预言,标榜其"天命"受到了"佛命"的认可标志着佛教权威在中国社会的确立。     

论金批《水浒传》中的佛教态度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文学评点大家,其评点的《水浒传》、《西厢记》影响甚大.而他本人学识广博,对儒释道均有涉猎.金圣叹佛学根底深厚,经常聚众讲经说法,对佛教颇有独到的研究.然而,在他批点的《水浒传》中,却有很多对佛教以及僧人的讽刺和批判.一方面,由于《水浒传》本身对佛教多有贬斥态度,金圣叹得以借题发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金圣叹自己对伪佛学和伪僧人的不满.归根结底,金圣叹并不反对佛教,反对的是“伪佛教”.     

藏传佛教文学论略

藏传佛教文学史是西藏僧人在佛教实践活动中创造文学的历史。藏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佛教紧密联系。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几乎都涂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藏传佛教文学历史上,许多著作兼具历史、哲学和文学特征于一身,而且作者本人亦是僧人兼文学家、诗人、思想家,这种共生现象比比皆是。这是藏传佛教文学的显著特点。     

试论汪曾祺对佛教思想的误读

汪曾祺笔下的佛教思想呈现出一种变异的形态,他基本上是在世俗生活层面上接受佛教的慈悲观,而无视了佛教慈悲观蕴含的多元因素与终极目标,致使佛教广大精妙的慈悲观萎缩成了物质化的世俗慈善,佛教的超越精神被放逐,这也决定了汪曾祺笔下僧人的形象特点。由于缺乏对佛教的深入、全面的学习,汪曾祺的创作出现了常识性错误以及削弱、扭曲佛教终极价值的倾向。     

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

韩愈排佛,主要是利用《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之辨"理论在佛教的宗教层面上反对佛教,很少涉及到佛教的义学即心、性等理论方面。韩愈与僧人交往并作序、赋、诗相赠的行为,不会影响其作为中唐时代排佛最猛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韩愈排佛却在生活层面上与僧人交往的这种矛盾性是在佛教从宗教和哲学两个层面上影响传统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佛教本土化和华夏文明逐步容纳吸收佛教的进程中展开的。韩愈作为这个进程中感受冲击剧烈,表现也极为活跃的宋代理学兴起之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争议也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