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视野关照下的《歌谣》周刊

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发起了"征集全国近世歌谣"运动,歌谣研究会因此成立。运动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文学目的性,参与者们多是早期新诗的创作者,他们积极征集歌谣,将歌谣作为创作新诗的资源与参考,意图借歌谣的形式来为新诗发展服务。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限制,新诗的歌谣化并未取得足够的成功。     

作为新诗资源难题的歌谣——以新诗史上的二场论争为中心

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创生重要的诗歌资源,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催生了四次新诗取法歌谣的潮流。围绕新诗究竟是应借用歌谣曲调及“可歌性”优势还是应走“去音乐性”道路、新诗与歌谣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文类界限问题发生过的二场学术争论,其背后不同的学术谱系的观念分野清晰可辨。探讨“新诗”和“歌谣”,必须进入一种资源发生学视野：不仅歌谣,任何审美资源被启用的过程,都无法脱离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社会学情境。通过对这二场论争的梳理,可在具体情境中还原历史的可理解性。     

1920年代歌谣入诗的三种实践

1920年代是新诗尚未确立正统的发生期,从格律中挣脱的新诗在白话与诗、自由与诗的冲突中面临着强烈的资源饥渴。民间资源参与了新诗文类合法性、风格多样化的自我建构。取法歌谣,构成了新诗史初期一道特别的景观。具体践行新诗取法歌谣的诗人中,刘半农、刘大白、朱湘构成了三种不同的面向。站在诗学立场上的刘半农,立志为新诗“创造新韵”“增多诗体”,他的歌谣诗体现了对“方言性”“民歌体式”的偏好;刘大白、沈玄庐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对歌谣通俗性的借重;朱湘深入歌谣文学性内部,挖掘歌谣的修辞、节奏、音调融入新诗的可能性。     

诗坛占位与歌谣体新诗集的发生 ——以刘半农为例

"歌谣新诗集"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产物,"歌谣"被认同为"新诗"的过程,内在于诸多"现代"观念博弈之中."歌谣新诗集"从一种设想而终于成为一种现实,始终无法自外于文学场的"可能性空间".现代性视野下的民间话语空间的拓展和释放为歌谣入诗提供了观念和话语支撑,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坛形势的变化也为"歌谣新诗集"的出场提供了...     

中国新诗主潮的当代性嬗变

中国新诗百年历史经历了白话诗、朦胧诗、低诗歌三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诗学转折,产生了"一谈、三崛起、二潮"三大诗学理论,形成了白话诗、朦胧诗、低诗歌三大新诗主潮,描绘了模拟尝试,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艺术模式,其当代性则分别是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人的崛起、人的解构,它们共同围绕着人的主题,展开由人的主体性确立到人的主体性衰落的当代性嬗变,把握住中国新诗这三大转折、三大主潮和三大理论,以及依此归纳延伸出的三个艺术模式,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整个中国新诗。     

1930年代前期的歌谣与诗人的“大众化”研究

1930年代的诗歌大众化运动,始终围绕着"歌谣"这一关键词展开。诗人们借鉴歌谣的形式,创造贴近大众的诗歌。革命宣传干部重视收集民间歌谣,把革命思想写入歌谣,起到发动群众的效果。歌谣实践促进了新诗现实主义题材的发展。在学习歌谣、仿制歌谣的实践中,诗人通过否定诗人身份和以往艺术追求来完成自我定位的转变,并成为下一个十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先导。     

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随想

本文针对现代格律诗在中国式微的现象,追溯中国新诗发展之80年历程,并进行分析,认为创立新诗固定的又能为诗人和读者普遍注目的格律形式是新诗步入中兴之路的关键。同时,文章也认为像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等人的诗作中也包含有格律化因素,并在不断地探索和维护新诗文体的自觉。     

从隐喻后退:在文化规约中寻找元诗

中国现代汉语新诗在一次次裂变中前进,于看似混乱的表征背后得到了空前的生长。朦胧诗式微以后,引渡出来一批极具才华和创造力的"第三代"诗人。通过叙述策略的转变、文化之诗的探寻以及"元诗"意识的运用三方面来简要梳理"第三代"诗人在这一时期为新诗的创作发展作出的种种实践与探索,分析一些代表性的诗歌文本以及诗歌现象,试图给当下困境中的现代汉语诗写作提供一种启示性的参照。     

活用同步歌谣，从生活直达心灵——以小学低段《道德与法治》教材为例

同步歌谣既是小学低段《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习内容,又是儿童学习道德规范、追求道德理想的重要资源。针对当前课堂教学中使用同步歌谣的问题,教师探索并实施了"生本化使用""迁移性续编""主题性创编"的活用策略,从而正确理解了同步歌谣的教学意图,发挥其价值引导的功效。     

闻一多与中国新诗格律化

闻一多的诗歌之旅,始于旧诗,更为新诗,归于新诗格律化。其《诗的格律》旨在匡正时弊,救治新诗,于新诗格律化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中国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古典加民歌式的三顿体,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歌词体。     

新世纪诗歌底层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现代诗人与底层之间似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暧昧的主客体关系,真实的底层往往被诗人们改写或遗忘。随着新世纪以来从自身经验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底层写作进入新诗场域,重新绘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诗歌地图显得尤为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底层诗人的写作在结合诗艺探索和重构底层主体性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将让我们从文学史角度反思学界对于底层写作的本质主义看法,重新发现诗歌底层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论朱湘对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与贡献

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在维护诗的审美特性和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他在创作中注意吸收古典诗词合理的艺术形式,精心创造形式完美的新格律诗;他主张借鉴外国各种诗体经验,努力实现新诗诗体多样化;他积极倡导现代叙事诗,并带头进行创作实践,在借用并改造传统题材、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探索现代叙事诗的结构形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他为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朱湘对白话新诗的贡献

朱湘善于用诗歌来叙事状物、抒情表意,充分表达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真切感受,从而为新诗注入了现代内容;他还注重对我国古代诗词歌赋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为新诗的民族化以及新诗诗体建设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在致力于新诗民族化的同时,还努力让新诗同西方现代诗接轨,为白话新诗的世界化与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诗歌机趣——论陆健诗歌生态的磁力

当生态和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跨学科的良性联系之时,从生态视角进一步探究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美学价值则成为当下研究者积极关注的热点。伴随着研究者对文学生态的关注与思考,生态批评也成为一种时尚化的批评模式,获得评论界的广泛认同和运用,从小说文体开始,扩展到散文、戏剧、诗歌等体裁领域,使得文学批评的发展更具前沿性和不断实现新突破。本文力图以当代诗人陆健的诗歌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对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机趣"说的合理性解读为联结点,在李渔和陆健之间建构起一座不同艺术门类间交流、沟通的桥梁,进而阐释陆健诗歌生态的磁力——诗歌机趣这一核心问题。     

理想与现实背离下的自我分裂情结——王维山水诗与田园诗新探

该文重点不在于探讨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禅学思想,而是想结合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及其诗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怀,来阐析其内心深处所向往的生活模式,从而论证田园生活是其认知体系之"体",而山水诗则为其情绪世界之"用"。该文试图越过以山水田园诗艺术特色和禅学思想为主的思维定势,通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与其他较为直白的"心录"式诗歌的比较论析,最终得出这两类诗歌都体现出作者在理想和现实背离下形成的自我分裂情结之结论。     

唐绝句结构分类

唐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其中不少诗歌的结构本身就极富诗意。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是从文学题材的三要素情、事、景和时空关系处理的角度而言,这种分类既有利于诗歌作品的阅读、理解和欣赏,也有利于分析其深层美学价值。     

战士品格 诗人本色——金闯礼同志《花甲年诗词草》读后

金闯礼同志的《花甲年诗词草》,表露出来的对人生、对理想的热情而又坚定的追求,是对风起云涌的人生岁月的豪情壮志和艰苦实践的深情回顾,也是对60年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的艺术展现。他的抒情诗表现了对崇高理想的深挚、真切的情感,以及上下求索,无怨无悔和脚踏实地的高尚心灵。同时又充满着温馨的人情味,表现了细腻的人情美。他的游记诗把生命的流淌和大自然的美往往融为一体,以心胸的开阔,眼光的深邃,文化的丰富积淀,发现美景的奥妙之处。这样的艺术成就,确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哈代诗歌中的“人与自然”

哈代的自然诗是其整个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诗中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和谐统一的,也是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哈代对自然的关注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虑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也包含了对人、对社会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困惑。哈代在诗歌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张裕钊的创作分期及其在莲池书院的散文创作

张裕钊的诗文创作可以以光绪九年(1883)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其诗文创作的探索、繁荣期,后期为其诗文创作的成熟、衰落期。张裕钊在莲池书院创作的散文,是其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其中《重修南宫县学记》、《夏润之孙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寿序》两篇最能体现张裕钊后期散文"以意度胜"和"词峻以厉"的特点。     

从“善用故而为新”到“怪怪奇奇”——盛中唐诗歌流变

唐代诗歌发展至贞元后期,一部分诗作中出现了求奇求怪的趋向,到元和,形成了怪奇诗派。从表面看来它和当时朝廷推重的典雅诗风截然不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有相似处——求新求变是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作为台阁诗风的代表,权德舆提出了＂善用故而为新＂文学主张,并多方探索寻找诗歌新的发展空间。文章从权德舆、孟郊等的诗作入手,分析唐诗由盛至中的发展变化,进而指出,贞元年间,唐诗的变化是广泛的,其中已经有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萌芽。